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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百年史》作者拉奥与斯加鲁菲:
硅谷原初的精神正在消退
 

    《硅谷百年史》的两位作者斯加鲁菲(左)、拉奥(右)和该书中文版译者闫景立(中)

    记者宋磊 通讯员王飞龙  翻译/记者刘舒

    上世纪初,美国硅谷还是一个遍地果园和农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里成为举世认可的高科技之都,走出5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无数依靠智慧和知识成为百万富翁的人。

    《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以下简称《硅谷百年史》)详尽记述了百多年间在美国西海岸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回溯无线电技术、晶体管、集成电路、人类基因组、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社交软件的前世今生,生动记录了这里一代代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以及他们缔造的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并深入探讨“硅谷”现象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促成要素。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全面、系统讲述硅谷历史的最佳读物。

    近日,《硅谷百年史》的两位著者阿伦·拉奥(Arun Rao)、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ruffi)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的采访。

    尽管合作写书,两人对硅谷成因的认识却不完全一致。硅谷富于包容性的多元文化背景,在访谈中,也在这两位硅谷人身上,得到了反映。

    “小众文化”创造硅谷核心精神

    长江日报: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是否出于偶然?

    斯加鲁菲:美国政府并没有规划建立硅谷,美国总统也是从杂志报道中了解硅谷的。政府在硅谷的诞生过程中并非直接贡献者。

    “小众文化”创造了硅谷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是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创造的。就区位而言,硅谷比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伦敦、新泽西等地并无显著优势,那些地区拥有更多人才储备、科技实力和财力。

    硅谷实际是诞生在一个“非完美适合”的区域,这个区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人的思维方式,这是难以复制的。我认为其他地区能从硅谷身上学到几分神似,但不可能再造“硅谷现象”。

    长江日报:书中讲述了英特尔、苹果、甲骨文等多家硅谷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它们成功的精髓是什么?

    拉奥:他们的成功是运气和规划的混合。

    幸运在于,在加州生活拘束很少,高智商人群喜爱这里充足的阳光、温暖的气候,在此生活让他们感到自在。因此,许多艺术家和创意人士愿意在此生活,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影响着科技的创新。

    对于“硅谷的成功是不是规划出来的”,我与斯加鲁菲持不同意见。在硅谷的发展中,很多事情是规划出来的,如美国政府与加州政府重金资助本地的技术型高校,涉及大型政府国防计划的订单自1920年以来,一直支撑硅谷的大型企业。

    相较于(扼杀创业型企业的)大型企业,加州的法律给予企业家和职员更大的保护。例如,在加州,没有企业能强迫员工留下,或者因为他们离职诉诸法律。任何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家公司工作而不受限制。硅谷的经验中有很多因素能被复制,但我想在这样的地方——政府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设置好的法规政策,随后便让出舞台让企业独秀——才能取得硅谷式成功。

    长江日报:硅谷的文化氛围如何?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

    斯加鲁菲: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旧金山湾区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一直是多文化交融、思维活跃之地。这个地区有非主流的传统,从一个世纪前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到上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从60年代的嬉皮士到70年代在车库里创造出个人电脑的年轻人,从80年代与机器人一同玩耍的人到把互联网变为社交平台的软件工程师,从孵化器的创始人们到Burning Man狂欢节的创办者。虽然我不认为他们都是好榜样,不过他们有一个共性:乐于不同凡响,并不惧在行动上有所体现。所以,这种价值观就是与众不同,相信自己的想法,敢于接受挑战并付诸实践。硅谷人认为,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不敢尝试永不上道。

    长江日报:如果一个企业想以硅谷的企业为目标,它应该创造怎样的企业文化?

    斯加鲁菲:中国是它自己,而非加州。我认为,每个国家、地区有各自的文化传承和价值,最重要的是为优秀想法的迸发创造环境。其他问题如衣着、饮食、宗教信仰并不重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硅谷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愿意在加州工作生活。如果中国企业想吸引更多外籍专家,应该创造对他国人具有吸引力的、宽松、包容的环境。

    越来越多硅谷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带来阻碍

    长江日报:从你进入硅谷时到现在,硅谷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斯加鲁菲:硅谷的公司越来越大,苹果、谷歌、脸书、甲骨文、英特尔、思科、Airbnb等成为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这一变化完全改变了硅谷精神。很多技术人才来这些大公司以求稳定的工作,这已与硅谷最初的创新精神相悖。

    第二个变化是软件行业正在入侵硅谷,如旧金山和伯克利。艺术家们说:“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城市”,因为“他们”,软件业注资修建了旧金山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变化让他们承受不起住在旧金山的经济压力。旧金山是美国加州和西海岸的文化首都,现在它变成了“迷惑的硅谷”,湾区最初的精神灵魂来源于旧金山疯狂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但现在,他们被天价房价赶出城区,对餐馆和健身最感兴趣的工程师们代替了他们,这是硅谷精神最大的改变。

    长江日报:是什么让硅谷不再高速发展?

    拉奥:硅谷的成功带来了很多改变:技术变得太过强大,并驱逐其他业务,导致了高房租、拥堵的交通、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硅谷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阻挡了其他事务发展。在很多国家,推特被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分子利用,优步引发了专车与传统出租车业之间的骚动,这些技术可能更多带来了阻碍与困扰。

    长江日报:今天硅谷仍然是美国最先进的技术、最成功的科技公司的诞生地吗?

    斯加鲁菲:答案会在未来见分晓。以前的硅谷是,但现在我不确定。这里集中了大批投资者、大笔资金用来扶持新生企业,这种做法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和伦敦是成功的,但不意味着现在也同样适用。

    长江日报:除了硅谷模式,还有没有新的模式让你觉得更有希望?

    拉奥:我很高兴看到很多高新技术中心在世界涌现,中国和以色列是其中前景最光明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中心往往围绕研究型高校所提供的强大公共设施而生。就像中关村建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周边一样。建设顶尖研究型大学,需要自由的学术氛围,坚信高校师生是国家的未来,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决定权。我看见中国在这方面一直在进步,我认为步伐可以更快些。

    斯加鲁菲:高科技行业里的下一波大势从何而来?是资金。大公司和政府规划都不会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个人而言,我会选择一个很潮的地方工作生活,因为我喜欢处在充满创新的氛围中。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年轻人正在打造创新中心,如德国柏林的Kreuberg区,西班牙巴塞罗那的Gracia区,澳大利亚墨尔本的Fitzroy区等。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教育背景良好的青年人希望生活的地区。在未来,这些地方的某些年轻人很有可能创造出让硅谷害怕的热点。

    高科技几年光景就变成低科技

    长江日报:在中国,新技术开发区越来越多,都想成为新的硅谷。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斯加鲁菲:硅谷常被用于指代“高新技术公司聚集地”,这个说法没错。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创造了顶尖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我们带来从音乐播放器到平板屏幕的很多重要发明。本质上说,这些新技术区并不像硅谷,发展模式也不太一样,但它们有自己的创新中心。

    但愿每个国家都能有一个类似硅谷的地区,因为未来属于高新技术产业。总的来说,这些国家、地区面临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定义高科技。高科技更新换代极快,很可能马上沦为低科技含量的产业。比如个人电脑在20年前还被认为是工程技术的七级,现在则成了逗人一乐的玩具。

    我现在仍保留着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也是20年前的产物,每当看见它都觉得好笑。现在普及的平板电脑,在5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高科技。高科技产品变成低科技产品只不过几年光景,因此,任何一个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都应该具备不断再创造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是世界其他地区成为“新硅谷”的真正关键:入驻企业不断进化、适应最尖端科技发展。

    长江日报:硅谷长于开发而非研究,对于建设创新技术区,这一特色有无可复制性?

    拉奥:这一经验当然值得中国借鉴。最先进的科技大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实验室,政府在基础科学上资助的重点也在此。

    硅谷非常擅长挑选具有潜力的新技术,测试它们,如果这些技术表现良好,就马上市场化,并在全球推广铺开,比如谷歌、优步、特斯拉等。苹果正在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资助的。

    长江日报:中国的新技术开发区距成为硅谷有多远?

    拉奥:中国有着科技发明的悠久历史,但是在商业化和向全球推广方面欠缺。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和出口仿制品,这是正常的。但是真正的创新是创造全新的、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如电子书、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安卓等。

    模仿对于一个反应快速、注重开发的公司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创造高端产品和全球品牌来说,必须进行本地化创新。要让市场营销和创新真正实现飞跃,中国公司需要花上数年时间,建立与客户的信任才能达到。我认为,聪明的中国公司正在朝这方面努力。

    长江日报:在中国的创新创业大潮中,还有哪些值得努力的?

    拉奥:最重要的是吸引全中国、全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在吸收中国国内的优秀人才进入高新技术中心上,中国越做越好,但是难在如何吸引中国以外的人才。在这方面,硅谷做得最好,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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