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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佐臣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
遗孤在苏联出生俄名意为“星火燎原”
 

    张佐臣

    1906—1927

    浙江平湖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和领导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工人大罢工。曾参加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三届执行委员。他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9月任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书记,不久任中共无锡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在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6月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同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当选为省委委员。1927年6月29日在上海被捕,7月初在上海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年仅21岁。

    上海纺织博物馆内关于张佐臣的介绍    记者胡九思 摄

    张佐臣女儿伊斯克拉(忆霞)照片    浙江新昌县党史办提供

    特派记者周满珍

    请带一信给我的妻子,叫她不要难受

    ——张佐臣

    张佐臣牺牲时年仅21岁,留下的生平资料不多。长江日报记者的寻访之路,从他的故乡浙江平湖开始,再到他的牺牲地上海龙华监狱——现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一路寻访,记者发现,烈士虽然牺牲了90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各地相关方面一直在搜集烈士资料,寻找烈士后人。

    浙江平湖党史部门、上海民政局、龙华烈士陵园:

    一直在搜集烈士史料

    在浙江平湖党史部门,记者获得了一张张佐臣黑白照片、一份《平湖英烈——张佐臣烈士传略》。一位工作人员说,平湖方面一直在搜集张佐臣的资料。

    记者在《平湖英烈——张佐臣烈士传略》里发现,“据周月林回忆”多次出现。周月林是张佐臣的妻子,两人于1926年结婚。

    据周月林回忆,1927年6月,张佐臣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期间,对同时被捕的难友说,“如果你们能出去,请带一信给我的妻子,她在苏联,叫她不要难受,再嫁一个好人。”

    经平湖党史部门查阅档案发现,在1992年上海市第十二棉纺厂工会委员会一封来自平湖查阅张佐臣资料的介绍信里,留存了一条有用信息:1926年深秋,张佐臣将怀孕6个月的妻子送往苏联。

    案卷同时记载,1989年,上海市纺织局也来寻访线索。

    6月7日,记者来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负责媒体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向社会发起过征集,但烈士纪念馆和陵园内关于张佐臣的资料非常少,其墓地也不在那儿。

    在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册里,记者看到了张佐臣的名字,还有当年坐过的监牢、押送的囚车等。

    记者随后联系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在民政局优抚办的名单里,没有张佐臣后人的记载。

    上海纺织博物馆原馆长蒋昌宁:

    对张佐臣事迹如数家珍

    平湖档案里出现的“第十二棉纺厂”现属上海纺织控股集团,旗下建有上海纺织博物馆。博物馆原址是上海申新九厂,位于苏州河畔。上世纪初,此地纺织厂云集,不少穷苦人家顺着苏州河到上海讨生活。

    已经退休多年的上海纺织博物馆原馆长蒋昌宁,对张佐臣事迹如数家珍。他说,张佐臣早年在上海做工的日商大康纱厂,是以动力纺织为主的纱厂,张读过私塾,在车间担任记工员。1924年,中共地下党员蔡之华在沪东扬州路603号创办了沪东工人进德会,组织工人上夜课、演剧、阅读书刊。蒋昌宁说,让工人识字其实是掩护,主要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教科书便是《共产主义宣言》。

    经常去听蔡之华讲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的张佐臣,由此接受了革命教育,成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8岁,就此走上革命之路。蒋昌宁说,张佐臣相貌堂堂,加上会识字,富有亲和力,在工人中非常有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意外获得线索:

    张佐臣女儿在苏联出生

    在上海中共四大纪念馆,一面关于1927年的主题展板上,记者看到张佐臣的照片和简短介绍。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李娜给记者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传》一书中曾提到,张佐臣和周月林有一个女儿在苏联,该书作者是陈刚。

    梁柏台是周月林的第二任丈夫,两人在苏联结为革命伴侣。梁的故乡在浙江新昌,周月林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一直住在新昌,直至1997年去世。

    据《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传》一书记载:1927年1月13日凌晨6时,周月林在苏联生下了她和张佐臣的女儿。

    记者辗转获悉,该书作者陈刚曾是新昌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记者联系陈刚家人得知,80多岁的老人一年前中风,思维已不清楚,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所搜集的相关材料也悉数移交给新昌县党史办和档案局。

    当家人把电话递给陈刚,话筒那端,老人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唯一能听清的是不断重复的“记者”二字。

    烈士遗孤取名忆霞:

    中国大使馆曾寻找未果

    在新昌县党史办,记者拿到了烈士遗孤忆霞的数张珍贵照片,从相关信件可以看出,这些照片是梁柏台1930年由苏联寄给家里,并且写着:

    “这是我的女儿忆霞,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周岁时拍摄于伯力城。现在她已有三岁多了,每天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三时在幼稚园受教育,说得一口纯粹的俄语,但中国话却懂得不多。”

    梁柏台给女儿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意即“火星”,取“星火燎原”之意,期盼女儿做“革命火种”,中文名叫忆霞。

    1931年5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路程,为了全心投入新的革命事业,行前他们将女儿忆霞和儿子玛依(后改名为伟力)送到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从那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骨肉。

    梁柏台1935年在红军长征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1981年,中共新昌县委党史征集小组搜集烈士的素材,记者从新昌档案局拿到一份梁柏台小学同学“丁宗华回忆梁柏台烈士生平”的手写材料,上面写着:梁柏台的大姐曾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并到中央组织部了解情况,组织部回复,需要到中国大使馆(驻苏大使馆)了解。后来,大使馆回信说,“现在查不着,查着了再回信。”直到1981年,仍旧没有任何音讯。

    这份材料目前存于新昌县档案局,是我们能得到的张佐臣女儿忆霞的最后讯息。

    探访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福长:

    4位委员在上海就义

    记者周满珍

    2011年,中纪委曾组织拍摄专题片,介绍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故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福长作为党史专家全程参与。当时,他遍寻张佐臣资料,也所获不多。

    回望1927年这一特殊年代,李福长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敌对势力混进党的队伍,对党员进行腐化,有人退党,有人出卖组织,党员人数一下子从高潮时期的6万多人,减少至1万多人。中共五大召开后,党组织意识到队伍不够纯洁,尤其是在革命低潮时,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党的自身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因此就有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

    李福长说,张佐臣组织能力、感召力、亲和力都很强,被工人亲切地称为“张大哥”,他在沪东开办平民学校,采用讲故事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授课,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年轻的张佐臣对革命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为了信仰舍我其谁为大家的胸怀,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的。

    李福长举了一个例子,1926年,张佐臣和共产党员周月林结婚后,夫妇俩各自忙于革命,在同一个城市,相聚的时间却很少。同年9月,张佐臣原准备和妻子一起去苏联留学,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很大,一旦离开,工人运动会受到影响,便派他去无锡领导党的支部建设。张佐臣二话没说,就奔赴无锡,夫妻就此永别。其时,周月林已有6个月的身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锡开始清党。危急关头,张佐臣不顾自身安危,一面组织幸存的同志疏散、撤退,一面转道回上海,此后在上海继续领导总工会的工作。

    1927年4月下旬,张佐臣等奉命从上海乘船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张佐臣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从汉返沪后,由于被叛徒出卖,6月29日,张佐臣在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开会时被捕。

    关押在龙华监狱审讯期间,张佐臣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毫不屈服。临刑时,张佐臣和杨培生等4人肩并肩,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连刽子手都惊慌失措,临时决定改枪杀为砍杀。

    在李福长看来,正是这些革命先烈将“为穷人、劳苦大众争解放争自由”当成信仰,才能舍生忘死,不畏牺牲。

    李福长透露,张佐臣、杨培生、杨匏安、许白昊4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先后在上海龙华监狱就义。他们牺牲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很多努力,秘密寻找他们的亲人和后人,尽量转移到安全区域。

    责编:朱艳琳  美编:职文胜  版式:段莉莉  责校:周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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