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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我们不搞西方“群体免疫”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拯救

    蔡昉近照。   

    受访者供图

    恢复就业本身才是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

    上个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秘书长蔡昉主编的《“大流行”经济学——应对疫情冲击与恢复经济增长》一书出版,这本书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不同方面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了“三农”工作、产业和供应链、就业和民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影响、公共卫生和风险防控等问题,汇集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具体的施策建议。

    蔡昉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绪论》,在近期举行的各种论坛上,蔡昉也多次表达了《绪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以保障民生作为政策目标,就业是保障民生的着力点。

    “全国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这6亿人是承受不起失业、承受不起就业不足、承受不起长期不工作没有收入的。“最容易遭遇失业的人也是最容易承受不起失业的人,也是较难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也是保基本民生的重点。”

    这次疫情的特点决定了,不是用刺激的办法就可以使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长率的,因为本次面临供给、需求双向冲击。“恢复就业不能等着经济增长恢复,反过来,恢复就业本身才是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

    “人民至上”的理念,合理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排序

    蔡昉在书中指出,在以往的很多衰退或者经济危机之后,人们通常希望看到一个V字形的复苏,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就经历了这样的情形。

    这一次,从全球范围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曲线已经在中国之外开启了第二条倒V字形曲线,究竟在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到峰值,迄今为止尚无从预测。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疫情大流行是否得到最终控制,不取决于谁最先走出疫情大暴发,而取决于谁最后成功控制疫情。

    从底线思维出发,我们目前可以作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几乎不再能够指望原来预期的V字形复苏轨迹。

    第一种可能性是U字形,有较长的时间在谷底或回升途中徘徊,甚至可能形成“浴缸状”复苏,经济景气处于谷底的时间将更久。

    第二种可能性是较大跨度的W字形,即复苏过程出现多次的循环反复。

    第三种可能性是横向S形,如果新冠病毒继续变异、在时间地点上时隐时现,新冠病毒肺炎长期存在、周期性出现,那么除非在各个国家都能形成群体免疫力,或者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并惠及每个人,否则世界和每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从此会定时或不定时地发生停摆现象,中国经济相应也会受到影响。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蔡昉主张,首先要坚定不移推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其次,以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和实现脱贫目标为最高优先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他呼吁,应该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合理确定经济复苏以及实现目标所需努力的优先序;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该包含更多超常规的措施,才能达到通过稳定就业保障民生的目的。

    “疫情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疫情冲击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在思考宏观政策时应该有人文经济的视角。”《“大流行”经济学》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近日,蔡昉接受了长江日报读+专访。

    【访谈】

    每一个“百分点”的感染率背后都是生命健康,每一个“百分点”失业率背后都是民生

    读+:一方面,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另一方面,中国也拥有最多数量的中等收入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一现实?

    蔡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所以,无论是中等收入群体还是相对低收入群体,规模都是巨大的。

    较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的存在,可以有两个政策含义。第一,这是一个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人口,随着他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加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必然不断扩大消费内需,以更加可持续的需求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第二,这部分人口也是拉低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因素,其中一部分人可能还处在贫困状态,或者容易致贫或返贫,也可能是今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对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会遭受较大的冲击,承受能力也较弱。因此,保障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基本生活,是最紧迫的政策取向。由于这个人群规模庞大,稳定他们的就业和民生,就能够做到“保居民就业”和“保基本民生”。

    读+:面对疫情的冲击,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注意什么?如何理解书中所提“宏观政策的人文经济视角”?

    蔡昉:中国抗疫工作并没有完成,将成为常态,因此,坚持我们的正确方针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机制十分重要。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搞“群体免疫”那样的统计冒险。西方搞的平滑曲线的做法,是着眼于“大数定律”。从统计学意义上似乎科学可行,然而,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看则不可接受,因为每一个百分点的感染率背后都是健康和生命,每一个百分点失业率背后都是民生。我国在抗疫工作中坚持的这一理念,体现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活动的工作中,就是要树立宏观经济政策的人文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本身,完全是外部冲击。带来若干重要特点,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作出对于保就业和复苏经济更有针对性的决策。疫情一开始就带来供给、需求两端冲击,造成既不能生产也不能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应该复工复产时,前期冲击出现滞后的负面效应。所以,经济复苏既不能指望外需也不能完全靠投资,居民消费需求需要以恢复就业为前提,按照先恢复就业,重新获得收入,进而有能力消费,为增长提供消费需求的次序,实现经济复苏。

    不能以一成不变的方式认识经济曲线,各种防控措施本身就是改变曲线

    读+:您分析全球疫情曲线和经济走势,提出U形、W形、横向S形等三种可能,其中有两种情况是起伏不定、变化多端的,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社会经济基本盘在哪里?我们如何保持定力?

    蔡昉:经济学家或者企业家都在用英文大写字母,如V、U、W、L、I乃至耐克的√等等,描述对疫情后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从方法论角度,多数是猜想,是走一步看一步,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看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曲线,一般来说,经济复苏曲线与流行病学曲线相反,譬如流行病学曲线走过一个倒V字形,就可以指望经济遵循一个V字形复苏轨迹。中国包括湖北武汉在内都已经完成倒V字形的疫情曲线,但是全球的大流行曲线尚未见顶,以锯齿状的倒W字形向上攀行。应该说,我们的疫情曲线完成后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经济复苏也要受制于全球大流行曲线。

    密切关注流行病学曲线并不意味着只是等待和宿命。曲线不是注定的,也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去认识。各种防控措施本身就是改变曲线。立足于常态化就意味着不能等曲线完全见底后,再心无旁骛地复工复产。保持政策定力,对于疫情小幅反弹固然要充分重视,但不应该动摇复工复产的决心,不能停止复苏经济的步伐。要靠科学、精细化管理,不要简单化和一刀切。

    读+:大家都在说疫后重振、化危为机、开辟新局;您提到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这方面现在是否有所进展?

    蔡昉:我们这次应对疫情以及疫情后复工复产的政策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总体上我们这次应对的政策,不适宜称为一揽子刺激政策,而是一个纾困救助政策组合。特别是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都把就业居于首位。作为“之首”的含义,既是指其对民生的重要性,也是强调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我在书中讲“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强调的是要认识疫情带来对经济社会冲击的特殊性,把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创新的办法结合运行。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本身,完全是外部冲击。带来若干重要特点,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做出对于保就业和复苏经济更有针对性的决策。

    首先是遭受冲击的性质不一样。疫情一开始就带来供给、需求两端冲击,造成既不能生产也不能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应该复工复产时,前期冲击出现滞后的负面效应。

    其次是保就业与稳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传统思路是刺激经济以消除周期性失业现象。这一次首先要恢复居民的就业和收入。

    第三是疫情是一种非市场外力冲击,导致劳动力市场失灵。因此,恢复就业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来推动。面对这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级政府要全力创造条件,救助小微企业、个体经营和各种形式就业,绝不能冷漠,各扫门前雪。要用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吸纳农民工返城和失业群体再就业。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仅是“投入”,也将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读+:您在《“大流行”经济学》的绪论中,特别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短板和风险,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不完全或非典型化的城镇化”。在老人和土地都留在农村家乡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如何化解这一风险?

    蔡昉: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0.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4%。也就是说,全国有2.27亿人口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取得城镇户口。这个人群的主体(高达76.7%)就是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外出务工的1.74亿农民工。这次疫情暴露出这种非典型化城市化的弊端,即在正常情况下返乡与返城造成的春运困难之外,额外地形成了人员密集流动产生的疾病流行风险、农民工不能及时返城复工造成的企业经营严重困难、农民工和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及制造业供应链断裂乃至损坏的风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推动农民工及家庭成员在务工所在城镇落户,降低未来的经济社会风险,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居民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读+:今年5月武汉进行了全民核酸检测,检测结果证明了武汉的安全和干净。面对疫情的不确定和产业链风险,您对武汉社会经济发展有什么建议?又如何看待武汉的发展趋势?

    蔡昉:根据我国目前的流行病学曲线特征,整体上都是安全和干净的。因此,全民核酸检测的目的要服务于复工复产,否则就把这个巨大的成本和机会浪费了。下一步,很可能全国很多地方都会选择全面核酸检测。我希望各地在决策时要有明确的目标。第一,根据目前的感染概率,完全可以上百人一并检测,可以大幅度节约成本。第二,做了检测的与尚未检测的要严格分开,以避免再次感染。已经检测证明安全的人群,要义无反顾地复工复产,不能再瞻前顾后。武汉从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认为这在复工复产、恢复民生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一定不能放弃。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