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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凯雄:为张伯礼院士“摘胆”的人

他有句常说的话:“把手术当作艺术品”

    陶凯雄接受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在武汉战疫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因胆囊炎需要立即手术,中国科学院院士、肝胆胰外科专家陈孝平推荐陶凯雄主刀。术后第三天,张伯礼院士便重返战疫一线。

    陶凯雄是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普外科兼胃肠外科主任。长江日报记者网上搜索媒体报道,只搜到了两条。记者请他用一句话介绍自己,他面露难色地说:“我觉得我很顺,没什么特别之处。”

    谈起他,同事们也说:“他是一个很顺的人。”夫人曾问他:“你从应城考到武汉是不是很难?属于刷题刷到半夜的那种?”他回答:“我从不熬夜。”

    求学顺,工作也顺。陶凯雄是湖北最早涉足腹腔镜技术的医生之一,43岁就当上武汉协和医院普外科主任。他每次拿手术录像去展示,都会引来同行惊叹:“干净!漂亮!”2004年至今,他平均每年要做各种胃肠道手术约600台。近3年,他带领科室完成1790例直肠癌手术,术后吻合口瘘比例只有7.84%。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肠瘘是胃肠道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业内统计的发生概率为14%—20%。

    同事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十环医生”,意为手术精准。“他的顺,是千锤百炼带来的顺。”

    “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为张伯礼院士“摘胆”这事,业内知道的人屈指可数。陶凯雄也不会刻意提起,“胆囊炎手术很平常,很多医生都能做”。

    “能做和做得像艺术品是两码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必翔教授对这位好友的手术水平不吝赞美之词,“很多医生得‘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抵达目标位置。他是小心翼翼地找到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间隙,精准‘导航’,几乎没有多余的出血点。”

    如果把身体看作一座城市,陶凯雄对每一条小巷都了如指掌,即使是相似度极高的地方也能识别。

    “这里是浅黄色脂肪与浅白色筋膜的交接区,从这里切开”“这根动脉是要保留的,不能切断”“注意保护神经和血管”……陶凯雄的学生、武汉协和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明至今能回想起14年前第一次跟他同做手术的情景:“陶老师动作娴熟,言语轻柔。那时候使用的还是二维腹腔镜,但陶老师依然能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最正确的那条‘捷径’,一招一式精确无误,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精湛的技艺让陶凯雄成为科室医生大胆做手术的坚强后盾。今年8月27日晚,一名年轻医生在做一台淋巴瘤合并结肠肿瘤切除手术时,由于病人做过淋巴瘤化疗,组织水肿非常严重,结构层次完全看不清,手术无从下手。陶凯雄赶到手术室,从容不迫,换了一条新的手术路径,顺利暴露出手术视野。

    “只要有他在,无论多难的手术,我们都不怕。”每名年轻医生都会遇到术中大出血的情况,蔡明也不例外,别的医疗组通常会选择直接转为开腹,但陶凯雄不这样做。他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助止血,指导医生坚持用腹腔镜完成手术。这点让蔡明特别敬佩,并将陶老师立为自己的行医标杆。

    如今53岁的陶凯雄大部分时间依然“泡”在手术室。在他眼里,手术无大小之分,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器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变异,同样的手术却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每台手术都是全新的”,这种常常都有新发现的获得感让他感到快乐。

    今年8月13日,在为一名贫血患者做脾脏切除手术时,学生见陶凯雄结扎完动脉后才结扎静脉,问他为什么要分开结扎。他解释,患者本来就贫血,每一毫升血都很珍贵。脾脏血供丰富,动脉相当于“进水管”,先关掉它,等到血液完成“自体回输”后,再关掉“出水管”(静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患者的失血量。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进其实很考验医生的解剖学功底,要从血管丛中挑出需要结扎的那一根动脉,不是对组织结构特别熟悉就很容易扎错。所以,多数医生会选择将动脉和静脉同时结扎起来。

    90分钟后手术完成,术中只出血6毫升。“今天这台手术做得很完美。”陶凯雄对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把那句说过很多次的话又说了一遍,“手术中不要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每一步都关乎人命。”

    “把手术当作艺术品”

    陶凯雄的功力在微创胃肠外科领域早已声名远扬。直肠癌超低位保肛手术,教科书上建议肿瘤距离肛缘7厘米以上才可保肛,他可以低至2厘米。10多年前,陈孝平院士就曾推荐他给一位朋友做过直肠癌手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钟鸣教授称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

    在起步阶段,微创技术却并不被业内看好。

    武汉协和医院老院长王国斌教授曾于1994年率先在省内完成腹腔镜手术,开启了武汉的微创时代;1998年,王国斌在湖北组建腹腔镜微创外科学会,培养微创医生,刚刚博士毕业的陶凯雄被选中。

    业界不看好这项新技术,现有临床数据无法证实腹腔镜的安全性。陶凯雄也不知道自己“被选择”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腹腔镜手术主要用于胆囊、阑尾切除等常见病,即便如此,愿意做腹腔镜的患者也很少,一个月只有零星几台手术。

    “那时候业界对腹腔镜手术处于观望态度。”张必翔说。对外科来说,“微创”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概念,“从无到有”,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换“赛道”是很冒险的事情。“当开拓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看得远,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不然可能一事无成。”

    张必翔的担忧,陶凯雄不是没有。上世纪90年代末的武汉最好的4家医院中,只有协和医院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微创技术。

    “平台的重要性就在于,关键时候它会推你一把。”陶凯雄说。2000年4月,还在把微创当“副业”的他被医院派到香港学习微创技术,为期一个月。当年,全国一共只有8位医生获此良机,湖北只有他一个人。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月。香港的医生毫无保留地传授微创技术。在那里,陶凯雄第一次完整感受到微创的奇妙,“把手术当作艺术品”也是在那时埋下了种子。他观摩的第一台手术是一台胆道手术,香港医生在病人肚子上打了几个孔就把结石取出来了。“太先进了。”陶凯雄依然记得当时所受到的震撼,他目不转睛盯着屏幕,记下每一个操作步骤。

    “创伤小、出血少、用时短、恢复快,这一定是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培训的8位医生达成一致意见。钟鸣也在这次培训之列。他回忆,那时候的照相机还没有摄像功能。他们去了才发现,只拍照是没用的,得把手术过程录下来。买了摄像机,还得买磁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陶凯雄是8个人中最年轻的。他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我去买摄像机和磁带,培训结束刻录好了寄给你们。”

    他们当时住在九龙,陶凯雄走了好几站路才买到摄像机和磁带。之后,他每天上午8时30分之前到手术室,认真录下每一台手术。同年5月回到武汉后,他把所有手术录像都作了拷贝,邮寄给其他7位医生。

    数年后,这8人都成了微创外科界的佼佼者。回忆起那段岁月,钟鸣感慨地说:“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都看好陶凯雄。他悟性很高,低调无私。只要对大家有利的事,他想到就去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外科医生敬佩另一个外科医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为人,二是手术水平。”

    “撞了南墙,把墙拆了继续走”

    “从香港回来后,他判若两人。”陶凯雄的夫人陈剑虹回忆,他们1994年结婚,丈夫很顾家,做家务、带孩子都会搭把手,而且主动分担更多。有一次同学聚会,他不胜酒力,到家后吐了,弄脏了墙。他把墙冲刷干净才睡觉。

    回到武汉,陶凯雄把所有时间都“给”了腹腔镜。他每天待在医院长达18个小时,夫妻间交流很少。突然的转变让陈剑虹无所适从。有时候,她睡不着,越想越气,会踹醒他抱怨一番:“你不拒绝患者、不拒绝同事,只拒绝我们。”

    陶凯雄不还嘴。无论陈剑虹是不是有理,他都是先道歉的那一个。只有一次,陈剑虹气头上喊出“离婚”两个字,他气得摔门而出:“以后不许这么说了。”

    从香港回来后的3年是陶凯雄的积累期,也是压力最大的3年。微创外科有6个医疗组,他是最年轻的带组医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有个好岳父——他的岳父是武汉协和医院普外科老主任陈道达教授。他听到这话也不辩解。“有什么好辩解的呢?我做出成绩来不就没人质疑了吗?”

    陈剑虹说,她第一眼见到陶凯雄时,就觉得他们是一家人。当时,她在武汉协和医院财务科工作,五官端正,性情温柔,在一群女同事里很抢眼。陶凯雄常去报销,一来二往就与她熟络了。

    陶凯雄要保持专注,以抵御外界干扰。2004年以前,做微创手术的患者还不多,他喜欢在医院里待着,专心“复盘”手术。没手术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看手术录像和解剖图谱,整个人沉浸其中,连做梦都在做手术。陪儿子踢球时,他眼睛里看的是球场,脑子里过的却是手术。陈剑虹调侃:“他是为腹腔镜而生的人。”

    2004年终于开始小爆发了。这一年,陶凯雄一个人就做了60多台腹腔镜手术,从最简单的胆囊手术到胃癌手术,再到结肠全切手术,难度一步步升级。烂熟于心的解剖图谱、“复盘”的经验全部派上了用场。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第一台全结肠切除手术,患者30多岁。他带着两名医生做了整整8个小时手术,不吃不喝,手术结束时全身汗湿。但结果是完美的,术中出血不多,患者恢复得很好。做完手术的那一周,陶凯雄都处于兴奋中。

    记者问:“要是患者一直很少,您怎么办?”

    陶凯雄答:“我会继续坚持。认定方向是对的,我就要不撞南墙不回头。”

    陈剑虹则说:“他的个性是,撞了南墙,把墙拆了继续走。”

    “不追求完美的结果只能是完成”

    “坚韧不畏难”是陶凯雄影响蔡明最深的品性。2006年起,蔡明就跟着他,两人朝夕相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最薄的一块木板钉钉子。”蔡明说,“我觉得我的老师倒不是只找最厚的木板,但是一旦这块最厚的到了他手上,他就要把它给钉穿。”

    十二指肠间质瘤发病率极低,是胃肠道手术中最复杂的一种,很多医院要么不做,要么做开放型手术。因为十二指肠呈C字形,被重要血管包裹,周围还有胆道、胰腺等重要脏器,医生能腾挪的空间很小。对这样的患者,陶凯雄从不往外推,所做病例数在全国排在前列。

    陶凯雄的底气来自年复一年的千锤百炼。他极度自律,轮转实习时,他每次跟着教授上手术台,都会把手术室收拾得干干净净,来的时候是什么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出去开会学习,他每一场都到场,认真做笔记。连会务组的人都说:“陶教授出来,是真学习。”

    很多年轻医生想学他的“盲穿”技巧建立观察孔,他不准,要求医生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手术步骤。“‘盲穿’不是技巧,是熟能生巧。外科医生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专注、多练、下功夫。如果不追求完美,结果只能是完成。”

    陶凯雄是严师,却一点也不让人有压迫感。相反,他像一杯温开水,谦和平静,让人如沐春风。上周一场手术,做到关键时候,一名护士不小心碰倒了墙角一个架子,手术室瞬间发出一声巨响。他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句:“不是人倒下去就好。”

    儿子很担心他将来的退休生活:“您什么爱好都没有。不做手术了,您可怎么办?”他笑而不语,但陈剑虹听进去了。陶凯雄嫌看书费眼,她便把“喜马拉雅”推荐给他,让他听书,他的手机上终于多了一个跟医学无关的App。除了听书,陈剑虹每年会安排两次旅游,“强迫”他出去散心。“我要给他培养点兴趣。”在陈剑虹看来,一个人只爱做手术,退休了是要抑郁的。

    “如果没有学医,我可能是一个优秀飞行员,活得多彩一些。”陶凯雄笑着说。当年高考,陶凯雄是想当飞行员的,但体检没通过,误打误撞成了医学生。“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医学,不如说是医学召唤了我。我必须做好,不做好就问心有愧。”

    记者问:“您觉得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陶凯雄想了想,说道:“医生的心里要有星河和灯火。”

    长江日报首席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涂晓晨 王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