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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城市有两座雕像

    □ 罗建华

    我们城市有两座雕像,一座是鲁迅,一座还是鲁迅。

    今年春上,因疫情滞留海外十个多月,归来徜徉汉口老街,路遇文化俱乐部,想起露天剧场看电影《槐树庄》时见过鲁迅雕像,进去请一位小伙子拍照,他表情愣愣的,有些诧异。没几天,一群同学去东湖赏牡丹,又到梨园鲁迅广场留影,激活大家当年参加历史课外活动的记忆,惊扰了一旁依偎草坪拍婚纱照的情侣。

    好久远啊,从胸佩团徽到手持老年卡,与鲁迅雕像再度相逢,隔了将近半个世纪。而我们城市,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雕像,尤其年轻人有所疏离。尽管,中小学语文课本鲁迅文章仍有14篇之多,但交出高考试卷,这位名叫“周树人”的老先生,很可能回到故乡去找他童年的玩伴闰土了。即便考上北京大学的天之骄子,也未必都晓得那一枚骄人的校徽,原是老校长蔡元培1917年委托鲁迅设计的。

    又一个霜天走来了,1881年9月25日和1936年10月19日,鲁迅生命历程的起点和终点,都定格在“曾惊秋肃临天下”的时节,划出了140年和85年的印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厦门、绍兴,“大师对话”“重温经典”“鲁迅小道”“相约故里”等纪念活动,在发出一个共同声音:鲁迅一生致力于唤醒民族记忆,他也活在民族记忆之中。

    告别教科书的莘莘学子,阅历又会让他们回来,网上晒出鲁迅书单、菜谱、碑帖、版画,成了时尚“爆款”。一篇《鲁迅诞辰140周年:他完全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钩沉鲁迅下馆子、看电影、懂混搭、善装帧十个方面,“还原”他绝不古板的生活品位。

    鲁迅本是“接地气”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能以各种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更有真正“高大上”的精神站位。在绍兴纪念大会主席台,偌大的背景板上镌出鲁迅三行手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与百姓同在,如此朴素。多少年,每当一种心境无法释怀,脑海自然浮现先生的这句话,心中由衷升起崇高;遇到有人引用它抒发胸臆,也由衷感到亲切而视为知音。还有,鲁迅的诗,“心事浩茫连广宇”“我以我血荐轩辕”,哪一句不拍案惊魂?逼得人羞于内心的阴暗,耻于眼前的苟且……

    社会变革越深刻,人们思考越深刻,就会越深刻地发现鲁迅的深刻,他屹立的高峰拉升了地平线。学者朱学勤的一番反思,恐怕代表了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扉之后的理解。”

    在更早的历史维度里,一位历史人物也曾“痛彻心扉”。翻检出《张学良谈鲁迅》一页剪报,重现他身陷囹圄而将“鲁迅全集红封面的二十巨册的书,厚厚堆满了他的书桌”的情景:“好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时,她是‘维他命’,人生永远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贵的补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不过由他提炼发现了,好像大夫们由米糠里提炼‘维他命’一样。”

    张学良坦言,“鲁迅的文笔的确辛辣之至,我也被他骂得好苦”“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但受到巨大震动,其颠覆性认知可谓“石破天惊”。

    1941年10月27日日记:“读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那么,可以说——确是得说他是永生。”

    1942年5月23日读书笔记《鲁迅的伟大》:“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出水火,登衽席’。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处所。”

    “出水火,登衽席”。鲁迅一生著述750余万字,写满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即使设计小小校徽,“北大”二字上下排列,如同一人背负二人,寄寓“肩负重任”的感召。所以,先生出殡之日,数万人自发步行相随10公里,许多人大字不识,但知道鲁迅是属于他们底层的。灵柩上覆盖“民族魂”,与官方无涉,为民意公认,同山河永存。

    张学良从权力顶峰落入人生低谷,领悟到“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1993年,他将私人藏书赠给台湾东海大学,研究者整理时发现,《鲁迅全集》首册书名页上,居然有一份他写下的“鲁迅先生研究纲要”,600多字开宗明义:“纪念鲁迅,要用业迹;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他,发展他。”

    反观张学良的“逆转”,鲁迅的价值,真可谓连他骂过的人也广泛认同,而且会在时代命题中不断“被发现”,我们怎能不庆幸我们民族站起了这么一位巨人?

    虽然,在我们城市,鲁迅匆匆的过往没有留下履痕,而我们城市拥有两座雕像。文化俱乐部原是旧租界的洋人公墓,新中国成立后辟为文化场所,当门一个小花坛,鲁迅半身胸像静立纪念碑上,上书“中国革命文艺导师”。东湖梨园昔日一片荒野,1956年建设“鲁迅广场”,雕像背依山岗松柏森然,面向东湖烟波浩渺,他深沉的目光绵延不尽。

    这两座雕像,大约都是为纪念先生逝世20周年而立,是我们城市向一代英灵致敬,同时标示了自身的文化尺度。

    如今,文化俱乐部迁来了群众艺术馆,一群群背着琴盒、画板的孩子,踩着阳光的节拍呼唤追逐;梨园那一角悠远宁静,从不乏披着洁白婚纱的新娘子回眸一笑,活了湖光山影。鲁迅,会从基座走下来的,如同网上火了的当年萧红所感:“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