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张难先在参与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契机下，深刻理解并全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毅然决定紧随中国共产党步伐，共同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洪流中。”5月9日，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雄模范人物”张难先的孙女，80岁高龄的张铭歌女士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追溯了其祖父的非凡历程。
张难先先生一生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重大历史时期，亲身参与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连续出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委会委员，贡献卓著。
■ 重建武汉：协商议政激发城市活力
解放初的武汉满目疮痍，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武汉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武汉今天的任务，除了支援前线就是建设。建设是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百万市民的大事，今后恢复生产、恢复交通、恢复城乡关系、繁荣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等，都要由全体人民共同负责。今天座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多想办法。”1949年6月9日，市军管会举行招待会，座谈商讨恢复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及建设新武汉的各项问题，张难先等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工程师、教授、银行经理、工商界人士120余人献智聚力。
“大家要全力参加建设。有共产党的领导，面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张难先率先发言。
“张难先先生说，‘今天国家的建设每个人都有很大责任’。这话很对，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中国人民（其中包括了民族工商业家）的中国，大家都有责任把中国建设好。同样的道理，武汉已经属于人民，武汉的工人，其他劳动人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家都有责任把武汉按新民主主义的总方针，有步骤地建设起来。”听取各方意见后，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坚定且满怀信心。
到1949年底，全市公私企业大部分恢复了生产和经营。以工商繁荣、九省通衢著称的大武汉，开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 共商国是：政协舞台上的民主强音
1949年8月，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张难先，新政协筹备会特邀他为新政协代表。9月1日，张难先同李书城、李范一两位代表一同进京。到北京不久，毛主席发来请柬，择定日子在南礼士胡同宴请张难先等几位年长者。“值此国家初创，百业待举之时，得此殊荣，能不感动！”四个多月后回武汉，有记者问他，此次在京，你驻留时间较长，感觉最深刻的是什么？他回答是这次南礼士胡同的宴请，令他感慨的是，他看到“共产党的领袖绝不看外我们，一生如此足矣！”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大会第四天，9月24日，张难先被推举代表所在小组发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这样报道：“其中张难先代表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简短有力的演说。张老今年已有七十六岁的高龄，饱经沧桑，阅历丰富。他那个组里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数十年来始终不愿参加政治性的会议，但是这次‘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辞衰老，毅然参加’了。全场热烈鼓掌。张代表说：‘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的拥护人民政府’。大团结给人们增加了大信心。”
“祖父觉得全国的事，都像人民政协，像军政委员会那样，由中央而大行政区，由大行政区而到各省、各市、各县、各乡村，采用人民民主协商的方式，那就无事不可商妥了。”在张铭歌的哥哥张铭玉整理的《张难先先生传》一书中写道：自武汉解放起，张难先以一布衣身份关注解放军、人民政府的言行，他已是深深爱上这个新的中国了。张难先认为有必要“帮助这个政府，使他一帆风顺地成功”。
■ 治水兴邦：实践人民民主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祖父已年逾八秩，但他老骥伏枥，青春再发，风尘仆仆往返京汉之间为新生政权献计献策。”张难先看到全国多地水利失修的情况后，于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每年秋冬兴修水利的建议。
他在提案中这样写道：“请政府令主管部门在每年初秋，将各省兴修水利的工程包括山地、开塘、开渠、泽地、修堤、疏通、掘井、建闸等计划做好，令省酌办，各县按照省政府指示，召集民工；斟酌地方情形，定一方案，严令各区于初冬开工，春初完成。冬季农闲，处于枯水季，有工有土，加之土工完结，必须经三春之雨浇淋，土如固结，方能抗夏天之暴雨洪水。”
1952年3月，中央决定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张难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与工程筹建。当年5月，年近八旬的张难先出任荆江分洪工程慰问团团长，冒着酷暑，连续七天慰问参加会战的30万军民。此后，张难先写了一篇《报告一件大奇事》刊发在6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他写道：“新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人民自己的事，因此人民就能积极响应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拼命去干。人民就能创造出奇迹。”
本版采写：长江日报记者高萌 汪甦 通讯员费志清 车璇 周凡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江日报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