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洪

    从壬寅年盛夏起，一部小说对我构成一个小小的谜团。

    时有中原之行。那天傍晚，在洛阳老城吉市胡同一家旧书店，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见到一部茅盾的小说集《蚀》。这是《幻灭》《动摇》《追求》三部小说的合集。就版本而言，它并不珍贵，但小说写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似不多见的“湖北叙述”。

    关于《动摇》，茅盾先生后来在《茅盾论创作》中谈及：《动摇》是借一个小县城发生的故事，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之尖锐与复杂。《动摇》和它的姐妹篇《幻灭》与《追求》都是企图反映1927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但正面描写那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只有《动摇》。小说里有一个女性角色，名叫钱素贞。而小说展现的那个历史时期，湖北南部“一个小县城”：蒲圻县，也有一个女英烈，名字和书中人物几乎一模一样，叫钱素珍。她是蒲圻第一个女共产党员，革命三杰之一。她的部分遭遇，也与小说相似。

    《动摇》中的“钱素贞”，只是县解放妇女保管所干事，而蒲圻英烈钱素珍，却是一位革命女性。她幼时随父从湖南逃荒到蒲圻，为人童养媳。1926年冬，蒲圻农民运动兴起，钱素珍参加县妇女协会筹备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蒲圻县委委员，分管妇女工作。在钱素珍的努力工作下，短短几个月里，全县发展妇协会员千余人，车埠、新店、羊楼洞、汀泗桥等地都成立了区妇协会。她被群众誉为“蒲圻革命三杰”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后，她参加鄂南秋收起义，担负进城接头使命。起义失败后，转移武昌，入纱厂做工。1928年初，钱素珍在武昌阅马场附近秘密接头时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铁丝穿透锁骨，又被割掉双乳，最后牺牲，英勇而坚定。

    茅盾还说：“《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幻灭》和《动摇》的背景正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又说，“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

    当时，作为左翼报纸主编的他天天收到、看到消息，包括反革命“有史以来所仅见”的残酷：杀人如芟草，挖眼拔舌、刳肠割首、活埋火焚。当时的湖北，除武汉三镇及咸宁等四五县外，满布白色恐怖。“这些小县城中发生的动乱和惨剧，那里同志们的不幸遭遇，后来我写《动摇》时就取材于这些事件。”其中有几段重要事实，即根据当时所得而不能披露的新闻访稿。

    作者隐晦其辞：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哪一个县，那就更不会弄得明白。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小县城呢？小说中有“以为是上游军队（指夏斗寅部）逼近来了”“但是离我们这里还有五六百里水路呢”，以及“可是汽笛声已经远远地来了，不到三分钟，列车进了站台”等描写，由此判断，是长江边兼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县。当时的湖北，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大约只有蒲圻——自然，小说肯定还杂糅了湖北其他小县城的情形。

    钱素珍烈士传中，这样的记述，让我肃然动容：烈士自从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后，仅两次回家，看望年幼的女儿菊英。作为一位年轻母亲，她无负革命，却亏欠女儿。她的事迹，直到今天仍感动着人们——如今，她是赤壁市正在创作的一部红色舞台剧的主人公。

    1927年10月，正当茅盾在上海写作湖北题材小说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完成一份报告，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其中一段，谈到暴动第一枪——蒲圻中伙铺劫车时描述：派去做军事工作的刘镇一，因路上盘查甚严，身着军服，与护车士兵同坐，赤手空拳帮助缴械枪支，“亦甚勇敢”。随后决定攻打咸宁，刘镇一被任命为咸宁、通山两县党代表。这是鄂南秋收起义的一位英勇参加者。

    也是那年10月，武汉。中共派驻北伐军某军的一名政工人员，正在寻找党组织。那时，找党的关系已非常困难。终于，他在武昌长江边附近一条小街，找到接头地点，接头的正是他熟识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同学刘镇一、朱国中夫妇。由此，他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奉命回湘参加党的工作。许多年后，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名叫黄克诚。正是在黄克诚将军回忆录的自述中，我们意外得知刘镇一的下落：不久，夫妻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没有找到关于这对革命伉俪的更多记载。但我相信，他们的牺牲，正是因为对革命的忠贞坚定。

    同样找党的，还有卢德铭等三人。那是1927年9月1日。他们从江西修水经长沙，到达武昌。在汉口鄱阳街附近，他们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向警予同他们见了面。向警予原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曾任中央妇女部长。是年9月，她刚接办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大量报道“湖北的革命潮”，如“贺龙革命军逼近新堤”等消息，鼓舞革命者。

    卢德铭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前往江西南昌参加起义。然而，当部队抵达奉新县时，得知起义部队已南下，未赶上南昌起义，只好改变计划，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休整待命，三位军政主官则被上级命令离队。向警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严肃地指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又说，“你们不应该离开部队”。次日，她代表湖北省委，向卢德铭等人传达了意见，让他们立即返回原部队，并给他们配备了相应的干部和经费。

    卢德铭一行从武昌乘火车，到蒲圻赵李桥下车，过羊楼洞，经崇阳、通城及湖南平江，直至修水，一路上出生入死。随后，卢德铭作为总指挥，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所部成为起义中一支宝贵的正规武装。积极主张、支持、帮助卢德铭等回警卫团，是向警予对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乃至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

    8个月后，1928年4月，向警予在武汉被捕，不久，遗下一双儿女而牺牲。消息传到遥远的莫斯科，刚参加完中共六大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蔡和森，写下一篇文字，沉痛追忆这位曾经的革命伴侣与战友——

    “……她的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绝对的与一般娇弱的女学生不相同……”“她真实无比，她异常的勇敢，同时又很琐细……她每一激奋的时候，便不认识任何险阻与艰难。”“警予责任心极重，同时好胜的‘野心’亦极强，因为她自幼以来便养成了这种心理。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她纵然禁不住自己愈加痛苦起来，同时又愈加强固了自己只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这便是警予最后两年奋斗的革命生活之缩影！”

    这是一个革命女性的生动画像、典型样本。

    卢德铭等返回湘赣边界经过一个小车站：蒲圻中伙铺，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正驻此，领导鄂南秋收起义。来鄂南前一天，吴德峰遵家中老人之命，他悄悄举行了没有花轿、花烛、贺礼、贺客的婚礼。次日凌晨，他化装从一个偏僻小站登车赴蒲圻。他的新婚妻子戚元德则奉党组织之命留下，到一所靠近刑场的小学去任教。在《吴德峰》一书中，戚元德回忆了亲睹许多革命者英勇就义的情形：

    一位女革命者宁死不屈，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革命胜利万岁！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面对敌人的枪口，对跪着哭喊妈妈的孩子们说：不要哭，不要为你们的妈妈难受，你们不要跪着，要站起来，挺起胸膛，继承妈妈未完成的事业！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为即将举行的暴动制作炸弹，不慎发生爆炸，敌人迅速赶到。撤退时，他们放在阁楼上的女婴来不及抱走，被敌人搜出。敌人举着寒光闪耀的刀，喊道：不来领就砍了她！婴儿哇哇啼哭，年轻的母亲就在人群中，心如刀割，为了不暴露组织和同志，强忍泪水，咬牙离开。她和孩子，从此生死两茫茫……

    另一位女革命者，1927年初夏平息夏斗寅叛乱时，作为茅盾曾任教的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一位女兵，到过蒲圻。她后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赵一曼。她被派赴白山黑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壮烈牺牲前，她曾写下一篇简短的示儿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对于孩子无法尽责，直至永不相见，岂止赵一曼，还有无数义无反顾的革命母亲。

    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在她的长篇小说里，曾写到蒲圻一种植物：暮春时节，山冈上的杜鹃花盛开着。杜鹃花——映山红，鄂南的群山，岭上开遍映山红。它们美丽、沉静、坚定、无处不在，就像无数革命中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