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常少华 吴曈

    运动，正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生活方式。体育运动不仅能强健人的体格，也能磨练人的意志、锤炼人的精神。体育为美好生活增添了色彩，城市也因运动充满生机和活力。

    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如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日，《云端会客厅》邀请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原司长刘扶民，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教授做客，展开深入讨论。

    ■ 城市举办顶级赛事可获综合收益

    长江日报：顶级体育赛事对举办地来说成本很高，为什么还有很多城市竞相举办？举办顶级体育赛事，会为城市带来哪些好处？

    王裕雄：城市能不能承办更多顶级赛事，这和城市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运动项目在当地的普及水平以及相应配套设施，特别是高水平场馆相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城市申办高水平赛事，已经不存在硬件制约了，而是更多会面临一个抉择：举办赛事需要支付高昂成本，这些赛事能否对本地产生足够好的带动效果？　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这在当前更加重要。

    这些预期的回报和效果非常多元，比如能促进相关体育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及配套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这是最直接的效应；赋能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场馆周边资产价值，带来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通过举办赛事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形象；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更多参与体育运动，推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或绿色化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顶级体育赛事可能会出现新的效应。例如，北京冬奥会有效提升了举办地北京和河北省的碳绩效，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当然，赛事只是一个抓手。赛事发挥这些效应，并非天然属性，而是取决于举办方是否做好顶层设计并明确目标。如若只有赛事，没有配套的旅游产业发展，赛事带动旅游的效应就无法充分发挥。

    ■ 赛事过后，体育场馆如何利用？可打造为服务综合体、可成为旅游景点

    长江日报：举办高水平赛事后，体育基础设施例如场馆等，该如何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刘扶民：这是世界各国都正在面临的问题，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的思路。

    在建设初期要实施场馆建设运营一体化。场馆的赛事功能和运营功能不同，建设若仅保证比赛而不考虑场馆以后的良性循环，后期将产生重新改造的投入，浪费人力和财力。同时，要采取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施企业化管理并引入激励机制。大量调研证实，企业参与和监督场馆建设，效果很好。

    场馆可以和旅游、教育、文化、科技等融合发展。例如，场馆被打造成新的旅游景点，有助于吸引游客，了解体育文化的历史。此外，场馆不仅仅是满足体育赛事、活动和娱乐，还可以实现多业态服务，打造一个服务综合体，既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求，也能让体育从业者在其他业态中获利更多，提高场馆利用效益。根据不同季节特点，场馆动态调整服务功能，丰富各种活动，例如健身休闲活动、演出、教育培训、训练营和讲座等活动。最后，要利用好场馆的无形资产，包括企业冠名、市场需求、运营成本等，合理规划、多样化利用。

    ■ 群众运动转化为竞技体育，应避免过度商业化

    长江日报：群众运动正逐渐演变成竞技体育赛事，大到奥运会的冰壶等项目，小到武汉渡江节、端午龙舟赛等，这给我们什么启发？　如何重新认识体育？

    刘扶民：群众运动向竞技体育赛事的转变，是极其复杂且具有意义的事情，可以从四方面重新认识这一转变现象。

    首先，体育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竞技比赛，更是全民参与、促进健康、增进社交以及培养精神品质的综合性活动。群众运动的创新融入使我们对体育理解的边界更加宽泛，涵盖了更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

    其次，这种转变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体育的需求不再仅停留在观赏层面，而是更渴望亲身参与和体验运动。群众运动转变为竞技体育赛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机会，促进了体育文化的普及和传播。

    这一转变更强调了创新在体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创新使原本的群众运动转化为竞技体育后，更具规范性、专业性和竞技性，从而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同时，这种创新也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包括赛事组织、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培育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发展。

    但尤要注意的是，竞技体育本身带有更多商业价值的开发，但群众运动转化为竞技体育时，不宜过度商业化。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体育的概念范围和内涵，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全民健康和社会和谐，同时注重保持体育的本质和精神，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功利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 我国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仍较低　可通过“体育+”创新业态拉动需求

    长江日报：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如何？　面临哪些不足和挑战？

    刘扶民：我国的体育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多年高于GDP增长速度。但在产业结构和品牌上，我国缺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和体育产品，品牌价值影响力差别巨大；我国在人才和市场的规范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增长和优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强，发展空间巨大。

    王裕雄：我国体育产业正实现高速增长，最大挑战来自需求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实现快速增长。在“十三五”时期，居民体育消费的名义复合年均增速达到12.5%，同时期居民的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6.5%。我国体育消费增速很快，但由于基础薄弱，目前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水平仍较低，体育服务消费支出水平更低。

    这一挑战并非无法克服。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体育服务业走出了一条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其中，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例如，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体育+”和体育综合体，这本质上是一种融合性的业态和消费场景。未来，体育产业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新价值，通过“体育+”提供融合性产品，以业态、场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拉动需求，例如互联网健身等。

    长江日报：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否会带来体育事业的进步？　体育产业的发展，如何落脚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王裕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体育产业完全可以成为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之间是相互交织、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在全民健身和专业竞技体育中，都存在大量商业价值和商业机会，包括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和相关产品，以及竞技体育的观赏产品。另一方面，体育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增加全民健身活动和高水平竞技赛事的供给。

    如果体育产业能以更低的价格持续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便捷的服务，就可以实现体育产业的更多社会价值，提升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刘扶民：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之间相生相补、密不可分。一方面是有了经济基础，保证体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才能做到长期、持续地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促进全民健身，大家都爱上体育消费，又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消费基础。

    二者的共同目标是为老百姓提供更好、多元化、不同层次的服务，需要融合发展。当前，体育正与旅游、文化、教育多业态融合发展，这也为体育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更多场馆、步道和公园，让全国人民实现“15分钟健身圈”；需大力推广体育运动，利用市场和财政资金，在全国培育大量“社会体育辅导员”，为老百姓的健康提供更好的便利服务；鼓励引导全社会参与，特别是企业投资体育公益事业；利用现有科技手段开发一系列体育手机应用。

    ■ 重视围绕体育业态，打造融合性商圈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体育强市，它有哪些内涵？

    王裕雄：首先，体育在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其次，体育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贡献。最后，体育在提升城市知名度、形象和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

    刘扶民：建设体育强市，实际上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体育是正能量的。体育强市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和综合性概念，除了群众体育基础、经济水平、体育竞技水平、体育设施完善度、发达的体育产业、体育文化氛围以及体育与城市其他各方面的融合，城市的社会体育组织是关键。社会体育组织越完善，企业就越活跃，老百姓得到的益处更广。

    长江日报：武汉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建设体育强市？

    王裕雄：武汉作为体育名城，发展体育产业和事业的空间巨大。

    首先，武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人口流量大、消费能力强、市场辐射半径广，消费趋势是融合性消费。在许多融合性业态中，体育通常是各类融合性消费的核心。基于体育运动项目或者体育业态形成融合性消费，实际上可以拓展出各种融合性消费的新场景和新业态。因此，武汉在整个城市商圈的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围绕体育业态打造融合性商圈。

    其次，武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工业城市，仍存在老旧街区和厂房的更新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体育也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武汉区域范围广大，山水城相融合，地形地貌丰富。在这个基础上，武汉可以发展丰富多元的户外运动。

    刘扶民：武汉举办过很多著名的体育赛事，是一座体育之城，未来，要充分利用好本地体育设施，努力把武汉建设成体育强市，让群众更有幸福感，城市更有活力。武汉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应当将旅游业与体育相结合，充分发挥水资源优势，多举办水上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