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立
“季羡林先生病危的时候,在病房里反复叮嘱我们要保护、利用好这批文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算是对季老有了一个交代。”近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深情回忆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呼吁国家抢救保护一批西域文书的过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张志清播放了季羡林生前呼吁抢救这批珍贵文献的视频。
2008年6月10日,97岁的季老还在病榻上亲笔写下呼吁书:“听说,最近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语言的残卷,这对于我们中国学术界以及世界学术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无论如何,不要让外国人弄走。”
■ 收藏保护时发现《兰亭序》习字文本
季老如此着急,是因为这批文献与百年前发现的敦煌文献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对于中国的西域和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著名历史语言学家段晴教授健在时也呼吁国家抢救保护这批西域文书。
2008年8月31日,段晴和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联袂致函国家图书馆:“清末敦煌文献正是因为未能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而大量流失海外;目前流传民间的胡语文献同样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任其像敦煌文献一样流散,对于我国将是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文献被东西方列强的一些“考察者”“探险者”骗取和掠夺,此后数十年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国人痛心疾首。
除了敦煌藏经洞珍宝,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还盗挖了于阗等地大批西域珍贵文物。于阗是中国古代存在1200年的西域大国,位于今天新疆和田等地。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乃长寿元年(692年)唐朝牢固控制于阗之后的产物。20世纪初,来自中国新疆、敦煌的丰富古代写卷文书,轰动世界,敦煌学和于阗研究备受推崇。
2005年至2010年间,国家图书馆分五批征集入藏了出自新疆和田的西域文书900余件,连同后续购藏、受赠的2件,共编为820号。这批文献的载体有纸质、绢质、木质、桦树皮四种,形制多样,涵盖汉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如尼文、佉卢文、梵文、焉耆—龟兹文、犹太波斯文等九种文字,内容涉及官私文书、书信、典籍、佛经等方面,其中30余件有确切纪年。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说,这批文献入藏时状况不佳,大多残损严重,有的带有污迹,阅读使用都不太方便,国图组织修复专家开展纸质文献的修复保护工作,并为木简木牍制作了装具。
经过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等学者研究,这批文书最早的是一组30多枚的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木简文书,确证了唐朝对于阗地区的统治已经建立。
其中的汉语文书更多地反映唐朝在于阗镇守军的各方面情况,比如特别珍贵的国图藏《唐于阗镇守军勘印历》,为了解于阗军镇的内部结构以及与地方的互动往来,提供了前所未见的证据。
荣新江介绍,国家图书馆藏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再次印证了中原汉文化的西渐。其中,王羲之《兰亭序》的习字文本的发现,说明唐朝官府以《兰亭序》为学生课本的做法,也为于阗当地所遵从。
■ “天书”在修复保护的同时逐一解密
在修复保护的同时,国家图书馆与顶尖学者团队合作,分文种开展整理研究。国图古籍馆的研究人员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学者和学生们,共同阅读文书,组织了三期“敦煌西域文书读书班”,并成立“和田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将这些残破、晦涩难懂的“天书”,逐一解密。
10余年来,他们先后整理出版了梵文、佉卢文卷和于阗语卷、藏文卷,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80余篇,被国际学界瞩目。此次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为压轴之作,为这批西域文书的整理画上圆满句号。
这部厚重的图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图版释文编”,刊布文书296号,图文对照,便于研究参考;下编为“研究编”,收录相关论文14篇,解读这批文献所揭示的于阗军政体制、税粮制度、中原文化传播等内涵。
该书主编、著名敦煌学家荣新江认为,与世界各地收藏的和田出土文献相比,国图西域文书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毫不逊色,尤其是其中几件大的账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说,这批西域文献超越了单一语言,丰富多彩、弥足珍贵,印证了唐王朝的触角向西推进,中西文化在和田地区汇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说:“本书代表着于阗研究的主动权终于回归中国。以前荣新江老师要满世界寻找敦煌(遗书)、寻找于阗,现在中国出土的文书归中国收藏、归中国出版,意义重大。”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介绍,202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荣新江教授编著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汇集整理了已知海内外所藏的和田地区出土的汉语非佛教文书300余件。此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刊布的是前所未见的新材料,将和田汉文文书的整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正是一辈又一辈中国学者的坚持,才寻回了敦煌学等研究的主动权,才有了学术研究的推进。通过对这些西域文书的研究,向世人昭示出中国西域地区在欧亚大陆文明之间互动与交融过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对于“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