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波

    “他者”在文化上是一个对人划圈分群的概念。这个概念表面来说是空间性的，但实际上往往是时间性，至少主要是时间性的。

    经验上，从“我”到“我们”，一般具有物理上的接近性。“我们”是“我”的拓展，共同具有“我性”。从个体的自我到群体的“我们”，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可能的认同，例如身体性的“我们”、心理性的“我们”、习惯上的“我们”、口味上的“我们”、信仰上的“我们”，如此等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划定了文化风俗上十里内的“我们”和百里内的“我们”。百里内的“我们”虽然不如十里内的“我们”更加接近，但比起更远的人还是更具“我性”。推而广之，如果有外星人，全部地球人可能也是“我们”。

    语言的人称有三个，我、你、他；而文化上的人称只有两个，“自我”（包括集群性的“自我”）之外，都是“他者”。一般地，“他者”这个概念，包含着对差异的正视，有时也包含着对差异的包容，但就其内在的逻辑而言，作为一个把“我”和“我们”区分开来的概念，根本上讲，它不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欢乐颂主题词，而是一个“我们是但也不是同一个人类”的对象化乃至对立化的词语。

    他者就是远方，虽然经常这个远方是空间性的，但本质上说，他者是时间性的，或者被内在地认为是时间性的。“地理大发现”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并被接受，意味着西方人在文化上的自我辨别和对“土著”的无视。众所周知，“土著”一直在世界的各处生活，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也许只有南极和大洋中的一些无人小岛，才谈得上被发现，而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大陆上原本都有人世代生活，谈不上“发现”的问题。将西方人踏上这些地方称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立场的话语。这一话语后面的意思是，西方不知道的地方就等于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这也意味着未被纳入西方认知的世界属于无人的世界、无主的土地，因而可以随便占有，那土地上的人被驱逐、被杀戮，都可以不叫驱逐和杀戮。“大发现”话语中不仅有着西方文化的自负，而且有着一种将这种自负法律化的力量。

    在“土著”“部落”“原始文化”“史前阶段”“野蛮种族”“泛灵论者”“无神论者”等基本可以作为同义词的称号后面，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徒毫不犹豫地以“文明”去占领被视为“无主土地”的大陆，显得堂堂正正。所谓“列强”之间虽然也不无纷争，但大体仍能按照他们之间的“先到先得”原则来行事，表明他们互相认作“我们”。先进的“我们”诛灭野蛮的“他者”，不会惹出什么麻烦，那时不只没有“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而且没有人承认“土著拥有主权”。那时，“土著”其实连作为“他者”的资格也没有，在《乱世佳人》等文艺作品中，黑人奴仆的美德不是拥有自我意识，而是能够“无我”地忠勇救主。

    “他者”作为文化上的时间性概念，甚至成为“他者”自身的内化意识。近代中国历史上，东西相遇过程中，“红毛”“番鬼”从被笑话的对象到成为高出一等的“洋人”，演示了暴力征服下“他者”怎样接受自己的低一等位置，差别只在于看到这种差别后，有的人成为忠勇的奴仆，而有的人仍有不甘而奋力图强而已。“现代文明”视野下的“他者”对自身文化的批判达到主张“全盘西化”的程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演变为文化的放弃和改宗，并不是个别的事情。现代性的普世主义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替代，被视为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也内在地继承着宗教普世主义的“一神论”色彩，只是将“只有一个神”替换为“只有一种现代化”，将唯一性的神的征服替换为唯一性的现代化的征服，谁能亦步亦趋，谁才被接纳。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味着扬弃现代化的唯一性，拒绝“唯一性现代化”视野下的自我“他者化”，不再视传统为落后、蒙昧、野蛮的代名词，而将其视为新型现代化的来由和资源。这是文化传统的自我革命，而不是对“唯一性现代化”的亦步亦趋。这是文化自我对现代化根脉的重新确认，是找回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和时间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