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洁

    我曾经见过一个场景，学生课间质问老师，上课为什么不按教材讲？老师回答：教材就是我写的，现在我的观点有变化了，新的修订本还没出来。

    那个学生郁闷又无奈地走了。在这个学生心里，公开出版、白纸黑字的教材，应该代表了某种权威和神圣性，他想不到教材也是人写的；教材可以修改，甚至可能有错误！认识到这一点，有时会让人备受打击。

    由此我想到，学生们非常需要认识尼尔斯·玻尔，以及他的“哥本哈根精神”。

    玻尔出身很好，爷爷是丹麦公立中学的校长，爸爸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妈妈来自富商家庭。玻尔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里出生、长大，从小跟着爸爸参加每周一次的家庭式学术沙龙，由此炼出一身“反骨”。7岁上小学，就敢指出教材和教师的差错。22岁大学毕业，获得丹麦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4年后，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去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进修。玻尔第一次去见导师汤姆森，懂事地带着“见面礼”——他写的一篇论文，内容是对汤姆森各项研究的批评。

    他从此再没见过导师的好脸色。

    所幸他不久在聚餐中认识了卢瑟福。卢瑟福被公认为是继法拉第之后最有才华的实验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也是汤姆森的学生，1907年，汤姆森推荐卢瑟福去曼彻斯特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玻尔赶紧投奔，做了曼彻斯特大学的助理教授。入职当年，就发表长篇论文，创立原子结构理论，人生由此步入快车道。

    汤姆森退休后，卢瑟福回到剑桥，出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第四任主任。临行前，他提议玻尔接受高薪邀请，在曼彻斯特建立一个现代物理研究的学术中心。

    卢瑟福的提议极有价值和诱惑力——除了“在曼彻斯特大学”这一点。

    1920年，玻尔回到祖国，在哥本哈根大学创建了理论物理学研究所，并领导这一中心长达四十年。在这里，玻尔将自己从小养成的“自由思考和讨论、高度的智力活动、快乐而大胆的科学涉险精神”，转化为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使之成为研究所的灵魂。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平等人格、真理至上，玻尔用这样的科学精神和态度跟爱因斯坦交往，两人做了一辈子的朋友，也为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问题争论了一辈子。他也用这样的姿态面对小字辈。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性格鲜明、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他们个个有性格，人人有段子：以尖酸刻薄著称的泡利，讲起笑话来满嘴跑火车的朗道，把画漫画写打油诗当主业、物理研究当副业的伽莫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在北欧小国形成的“哥本哈根学派”，很快成为全世界量子力学的学术中坚、现代物理学者的朝拜圣地，其崇高地位和影响力持续至今。

    玻尔1922年应邀赴德国讲学，在讲学中，20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对他提出了激烈的质疑。玻尔没有像汤姆森对待自己那样对待海森堡，他约海森堡散步长谈，坦陈自己的疏漏，并邀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做研究。海森堡后来回忆：“我真正的科学生涯是从那次散步开始的。”

    二战爆发后，丹麦被德国占领。玻尔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往瑞典，后远赴美国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战后才回到祖国。

    即使在盛名之下，玻尔也保持清醒，不被捧杀、异化和扭曲，不迷失自己。他用他的人生为学术之道做了完美的诠释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