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 100个故事呈现工业遗产保护“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归纳出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四种方案——社区参与、城市更新、场景再造与文化创新。

    书中涉及的北京798、南京金陵制造局、广州太古仓、香港牛棚艺术区与上海杨树浦等100个故事相互映照，构成了整体“中国方案”。

    这些工业遗产保护样本里，武汉市汉阳的站前花街给韩晗留下了深刻印象。

    站前花街的正式名字是车站前路，位于汉阳区火车站旁。此地原是新中国第一家枕木防腐厂——铁道部汉阳枕木防腐厂及汉阳站的职工宿舍区，随着该厂搬迁，一度变成了棚户区。随着近年来“共同缔造”理念的普及，在街道、社区两级干部支持下，社区居民纷纷自己动手，美化家园。2023年，韩晗带领团队“扎根”此地，为社区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如今，家家户户门前种上了花卉，小巷变身铁路元素满满的“站前花街”。铁轨边，糖果色的房子错落有致，小院人家开满鲜花……不足300米的“彩虹花街”，因为铁路元素和鲜花，火爆出圈，成为武汉乃至全国有代表性的“网红”工业遗产社区。在韩晗看来，“站前花街”可谓是全球工业遗产社区保护更新的样本。

    韩晗也对国营809厂旧址的改造充满了感情。该厂位于湖北宜昌夷陵区下牢溪姜家庙村二组，始建于1966年。原名国营华强机械厂，代号国营809厂。

    国营809厂旧址是中国西部地区老三线兵工厂的缩影，是宜昌三线建设珍贵的实物佐证，建筑具有20世纪60年代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建筑的典型特征，有厂房车间、办公楼、宿舍、食堂、商店、粮店、煤厂、医院、托儿所、学校等。

    如何充分发掘这些珍贵历史建筑的文化底蕴，让沉睡的老房子重新“活起来”，让一段历史被人们知晓、铭记？2017年，宜昌交旅集团打造809微度假小镇，将原国营809厂老厂房改扩建，小镇修旧如旧，原有的老旧厂房加以改造并注入现代时尚元素，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奋斗精神深度融合，呈现出了工业遗产旅游的“中国方案”，成了宜昌乃至全国工业遗产旅游的标杆项目。

    ■ 中国工业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

    在韩晗看来，遍布全国的中国工业遗产典型项目不只是重要的文化、经济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物证，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好地走向世界，该书英文版《A　Hundred　Stories：　Industrial　Heritage　Changes　China》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同步出版，成为全世界第一本以中英文形式同步出版的工业遗产案例研究专著。此外，韩晗还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业遗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专题的编撰工作，得到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的“点赞”。就在今年，这支年轻的团队完成了工业遗产领域第一部全国教材《工业遗产旅游》的编写工作，该教材已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在韩晗看来，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驱动。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煤钢产量、发电量的竞争，还包括工业设计、数据处理、专利保护等工业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一块芯片、一张药方、一片新材料，将会让一个国家好几个工业门类在发展水平上上升到新的台阶。

    【访谈】

    当下，城市发展迭代更新，多领域快速遗产化的现象愈发普遍。尤其是城市内部空间及建筑的遗产化甚至消亡似乎比人们预想的更快，遍布城乡各地的工业遗产无疑是个中代表。如何让工业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再利用，使之焕发新的生命，是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重要议题。

    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编著的《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是全球首部中国工业遗产案例研究著作，也是首部向世界“讲好中国工业遗产故事”的英文专著。全书遴选我国100个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代表性案例，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长江日报《读+》记者专访了韩晗，探讨在快速遗产化的当下，如何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并多元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生态。

    韩晗等编著《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源于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了解。

    2017年，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教授马特·罗比里奥（Matteo　Robiglio）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高级研究员唐纳德·卡特（Donald　K.　Carter）联合编撰了《重构美国：后工业城市保护再利用的20个故事》（RE–USA：　20　American　Stories　of　Adaptive　Reuse：　A　Toolkit　for　Post-Industrial　Cities），产生了巨大影响。韩晗说，事实上，我国作为世界工业遗产大国，保护更新经验并不逊色于美国，甚至在成功案例的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积累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具有新时代文化精神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实践。

    ■ 产业结构加速转型，产生大量“应保未保”工业遗产

    读+：您考察过国内外许多工业遗产项目，怎么看待当下工业遗产的命运？

    韩晗：目前国内外工业遗产的命运大致相同：一方面确实在保护更新层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业遗产处于“应保未保、应用未用”的状态，这种情况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的世界，正处于产业结构迅速转型的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煤钢时代的生产技术特别是福特式的生产方式被淘汰。

    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传统工业空间因为产业结构迅速转型而成了工业遗产，成了世界城市更新领域的难题。它为什么是难题呢？我们现在假设一下：一个人家里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电器都被淘汰了，那么他对于这些电器究竟是扔掉、卖掉，还是设法物尽其用？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给出答案的问题。而如今，人类的工业遗产未来命运如何，显然首先亟须回应这个“时代之问”。

    所以，政府、企业包括我们这样的研究者，都必须直面这个“时代之问”。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能一时难以给出最优或是最完整的方案，但肯定要拿出一个基本的方案。不言而喻，这当然给了我们很大的工作强度，因为我们不但要开展相关研究，还要承担工业遗产规划的决策与咨询工作，近年来我本人也被邀请参加了一些海外工业遗产项目保护更新的座谈交流。我的主张是，对工业遗产要做到应保尽保，应用尽用。

    读+：我们现在谈工业遗产保护，究竟“保什么”？“如何保”？“怎么用”？

    韩晗：对于工业遗产，我们往往说的是“保护更新”，后面会再接一个词，叫“再利用”，这就充分说明了工业遗产它并不是普通的文化遗产，它有着非常特殊且鲜明的导向，那就是朝向一种实用新功能的转型，即所谓“更新”。对于传统的文化遗产物是绝不必更新的，因为更强调修旧如旧，如果你把兵马俑、长城都“更新”了，那它的文化价值也就消失了。

    “保什么”？其实就是保工业建筑、空间的主体框架，这是有选择的“保”。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工业遗产是“应保尽保”，同时也涉及一些“不应保”的，如一些因为长期进行毒害品生产的构筑物、化工厂的化工池以及一些历史价值不高、修缮成本大，已成为危房的车间厂房等，我们就要采取拆除的方式。

    前几年国内对于工业遗产有着“拆”与“保”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以“保”为主，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以“拆”为主，这里的“拆”当然不是指的一拆了之，而是原址重建或异址复建。我的立场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拆”和“保”有机结合，对于一些应该拆除的要及时拆除，甚至还要对一些被污染的水土进行及时治理，对于一些应当保护的也要及时保护。

    因此，这里的“保”并不是基于陈列、展示为目的的保护，而是基于实用的保护，即考虑它未来能做什么。是适合做博物馆、做酒店、餐厅，还是书店、体育场馆？明确了改造路线之后，再制定保护技术方案，这便是工业遗产的“如何保”与“怎么用”。

    ■ 工业遗产再利用，规划运营不当会导致“二次废墟化”

    读+：在当前遗产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韩晗：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倒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国用了100余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60多年的工业化之路，而且发展为“世界工厂”，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历史地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上是一个“急转弯”的过程。

    我举个例子，在德国，相关企业机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电子工业会成为未来的支柱行业，而依托煤钢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德国的鲁尔区空气质量极差，一年难见到几次太阳。作为工业革命摇篮的英国工业污染更严重，他们认识这个问题更早。而那时我们还根本没有认识到工业污染、资源枯竭的严重性。

    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晚的事了，但我们行动很迅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这项工作。从“两山理论”的提出，到将碳达峰目标纳入顶层设计，可以说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节能减排引导下的产业结构转型，无论是理念还是成效，均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在“关停并转”之下，大量工业遗产快速出现，很多工业区前几年还机器声隆隆，转眼间就人去楼空——这些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怎么处理它们就成了产业结构转型倒逼而来的时代课题。

    二是您之前提到的城市更新加速。首先我们要理解城市更新为什么会加速。当然有一个大的伦理背景，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就是城镇化需求与耕地红线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红线必须严防死守，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推进也不能放慢，毕竟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所以就诉求于城市更新，即城市内部进行空间再分配。无论是之前的“棚改”，还是近年来各地力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都反映了城市更新的迫切性与迅速性。

    在这两大时代背景下，工业遗产再利用自然而然就被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上述两大时代背景的刚需，这也是近年来工业遗产事业备受重视的原因。

    读+：为什么说使工业遗产得到保护的同时被有效地更新、再利用，被公认是世界性的难题？

    韩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文化遗产相比，工业遗产是一种新的文化遗产形态。既然是新的形态，那么肯定就会有一些难题。这个难题不是哪一个国家所独有，而是全世界的国家从煤钢时代的传统工业步入信息新型工业之后所面对的共同难题。在我看来，这里的难主要反映在如下两点：

    一是规划之难。工业遗产往往占地面积大，少数还有毒害风险，到底用来做什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工业遗产当年作为工业建筑及空间被规划时，它是完全没有想到后面它还有“转世”机会的。比如说云南山区的三线工厂，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的产物，是大量东部工厂内迁的结果。60年前修建这些大型建筑时，谁会想到要在这个车间门口多修几个车位，以后工厂不办了给后人做咖啡厅用，咱们把蓄水池挖深一点，以后便于改成五星级酒店的游泳池，这可能吗？所以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工业遗产，其实受制约因素比较多，属于对建成遗产的再规划，而不是平地起高楼。除了要考虑区位因素、消费能力等具体省情市情之外，还要考虑工业遗产本体的实际情况，况且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业遗产，因此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业遗产规划方案，这是我说的规划之难。

    二是运营之难。工业遗产现在多半朝着城市舒适物如酒店、餐厅、剧场、书店、咖啡馆等改造，这个方案不能说不对，但我认为在一些一线城市，这类方案中的产业应作为限制产业，因为通过城市舒适物所营造的消费市场其实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饱和了，有的城市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酒店、咖啡馆。所以很多工业遗产项目现在出现了运营困难，从本质上讲也是产业规划失败特别是前期规划预留不够而引发的次生问题。

    读+：也就是说，工业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利用，反而会加速遗产化速度？

    韩晗：没错。我曾提出过一个“二次废墟化”的概念，指的是工业遗产本身就是废墟改造，但是很容易因为运营失败而走向二次废墟。所以运营之难要特别引起重视。比如说一些工业遗产一旦规划成书店，就不太可能朝着养老院转型，这是指的大方向，但从书店转型为社区食堂、少儿培训机构等大型公共室内空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这就诉求于规划要有预留，更考察运营方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随机而变的能力。

    读+：近年来，我国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模式和方法。您认为工业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韩晗：核心要素就是“人民城市”建设。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在政策上的历史起点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杨浦滨江，作出“锈带变秀带”这一重要指示。

    当时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人民城市”这个概念，今天杨浦滨江步道上还有一块标语牌，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上海的浦西有四大滨江区，杨浦滨江、徐汇滨江、虹口滨江与黄浦滨江，而杨浦滨江正是上海工业化的起源与我国工业遗产的重镇，周边如宁国路、平凉路有很多老居民区，都是以往的企业社区，这是广义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群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浦滨江地区改造的成功，为建设“人民城市”打造了一个重要的样板，也是新时代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典范。

    ■ 可进可退，好的遗产再利用规划要留余地

    读+：您认为当下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韩晗：我曾在《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一书里总结出了四条路径：文化创新、社区参与、场景再造与城市更新。实际上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之路，包括我们知道的北京首钢园、上海杨浦滨江工业遗产群、景德镇陶溪川以及武汉平和打包厂旧址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案例。

    以我个人来看，这些工业遗产在平衡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有两大共性经验值得重视，一是关注社区与遗产本体的共生，我国有企业办社会的传统，许多企业周边都有大量的居民区，西方处理这些居民区通常采取“绅士化”的做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腾笼换鸟”，把原居民搬走，地产商哄抬地价，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制度；二是在规划与运营上留有较大的弹性。

    近5年来我参与了超过100场的工业遗产项目的规划论证，我在论证会上常会讲，好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项目一定是留有规划余地的项目，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一次将项目的规划做到不能后期调整，特别是涉及一些室内外空间规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空间的物质规划要服务之后可能会改变的产业规划，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规划应有预留。一言以蔽之，规划不能束缚运营，而是为更好的运营服务。

    读+：当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韩晗：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有两点，一是源自制度，二是源自观念。目前文物保护有法可依，但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却无规可循。我曾到许多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讲过课或列席过扩大会议以及参加专项座谈，和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深入交换过意见。总体感受是：目前工业遗产再利用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效益为导向。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观念。我确实倡导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本着以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来面对工业遗产，工业遗产工作肯定做不好。这当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应当是全社会的责任。因为我们全社会目前还没有形成“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共识，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老工业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发展压力大，群众对城市转型更为迫切，工业遗产保护的情况也更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