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昕

    上回说到，我无怨无悔地走上了编辑道路。那么我中间受没受到诱惑，有没有过动摇呢？当然也有过短暂的犹豫。1980年代中期，一些朋友出国留学，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父亲那时是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和美国一些大学有交往，曾经给我联系过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可以兼职教中文，这是极好的条件。但是因为我编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复习外语考托福，最终放弃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下海潮。我那时是编辑室主任，我所在的编辑室十几个人中有两人下海，后来都发了大财。其中一位去深圳捞了一桶金，几年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做出版，日子过得很潇洒；另一位后来当了上市公司的老板，不但自己成了亿万富翁，而且还带着100多位与他一起创业的高管致富。这人是我亲手招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与我感情非常好。现在还常常拉我参加聚会。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你当初怎么不带上我一个？当然这是玩笑话。

    到了1993年，下海的人更多了，好像有一点全民皆商的味道。这时有一个香港地产商，要到国内来发展，先在北京建一个办事处。有人介绍我去做这个办事处主任，说是可以拿高几倍的工资，我也婉拒了。我那时一个月才挣一千元，并没有觉得缺钱花。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主管图书发行的副社长退休，社长陈早春提议让我接任。当时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已经5年，兼任社长助理也两三年了，按程序，也该轮到我接班了。但是我因为喜欢编书，不愿意脱离编辑岗位，觉得当副社长就不能编书了，所以又拒绝了陈社长的提议，放弃了一次提拔的机会。当然，如果在今天来看，如果我1994年42岁时就做了副厅局级的行政职务，那么我后来可能会走上仕途。

    1996年我公派到香港三联书店，一去8年，先做副总编，后来做总编辑。2005年初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又面临工作选择。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深圳公司，如果我选择留下，收入会比回北京工作高一些；在北京，也有几家出版社有意请我去担任总编或者社长。而如果我回到北京“三联”，按照我的原级别只能担任副总编（副厅局级），级别比在别处当社长和总编要低一级（我升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是五年以后的事了）。但是我考虑，要编好书，还是“三联”的编辑平台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我选择到北京“三联”，一直做到2014年退休。

    36年来，我经历了多次选择，放弃了很多机会。只要在其中有过一次改变选择，我的人生就会变为另一种样子。但是我一条路走到底，始终坚持当初选定的职业方向，最终也成就了一种比较成功的人生。虽然官没有做多大，钱没有挣多少，但是我36年来经手策划、责编、复审、终审的图书加在一起，恐怕有两三千本。这些书不但没有坏书，而且被人称为好书的非常多，都是有助于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推进社会进步的图书，所以我对自己的编辑人生感到满意，没有什么遗憾。我不但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对于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且还做了一些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