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太旭

    转眼，徐明庭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6周年了。2019年1月15日，徐老在刚刚跨过自己第92个生命年轮之后的第四天安然辞世。这一天，我正在武昌跑“省两会”，听闻徐老走了，心中惊痛：武汉少了一位“活字典”！

    从2005年进入长江日报文艺副刊部编辑《黄鹤楼·城周刊》起，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并从他们身上受益最多的几位老者分别是古建专家张良皋先生、《武汉通史》主编皮明庥先生和被誉为“武汉通”和武汉“活字典”的徐明庭先生等。他们为人的坦诚、做学问的严谨及渊博的学识和不拘一格的史学观，让作为后辈的我学到了很多，受益终身。遗憾的是，在我于2014年从报社文化战线调至党政新闻战线后，这三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辈，却先后辞世。

    与张良皋、皮明庥两位老先生相比，徐老更有一颗“童心”，生活极简，唯爱肥肉和酒。最初与徐老相识，是因我主持的版面开有“新武汉竹枝词”专栏，因工作需要，我经常拿着作者稿件，上门向徐老讨教，并请帮助审订。

    徐老是武汉地区对武汉竹枝词有着系统研究且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之一，也可以说是武汉竹枝词研究第一人。我也正是从徐老这里才开始真正“走近”和了解武汉竹枝词。竹枝词以表现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清道光年间，以叶调元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描写汉口社会及市井日常生活的竹枝词，在民间广为传播，使得汉口竹枝词一举扬名。民国初期，罗汉等将汉口竹枝词的创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前人的创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及鲜活的社会发展研究史料。

    早在20世纪80年代，徐老就参与编著了《汉口竹枝词校注》一书，这本由清人叶调元原著的《汉口竹枝词》影响甚大，但因无注释，一般读者很难读懂，校注后，难懂之处就“迎刃而解”了。又历经多年研究和收集，2012年，徐老和他的学生对罗汉公开发表的竹枝词进行了校注，并结集成书。

    徐老告诉我，武汉历史上创作竹枝词最多的作者首推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他著诗292首，而罗氏竹枝词的数量仅次于叶氏。它们将辛亥革命前后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逐一刻画、记录，犹如一本刻画清末民初汉口世相的“百科全书”，“为地方史志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我与徐老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17年1月7日。这一天，在汉口一家小酒馆里，武汉文化遗产协会竹枝词学会举行迎春活动，恰逢徐老90岁生日，大家纷纷现场创作竹枝词表达对徐老的敬意。

    徐老戴着红围巾，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针对当下竹枝词爱好者、创作者越来越多的现象，徐老喜忧参半，他现场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相当一部分爱好者、创作者还没真正弄懂竹枝词，竹枝词不是打油诗，也不是形式上的“七绝”。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一些作者创作的“竹枝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竹枝词，竹枝词除了形式上的严格要求，更重要的是，它所表现的内容一定要“亲历，亲见，亲闻”和“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徐老被人们誉为武汉的“活字典”，我对此称谓的体会尤为深刻。

    徐老的工作室设在武汉图书馆，从当时的报社办公所在地步行过去，也就十来分钟时间。因采访需要，我经常上门请教。徐老广闻博记，每每给我意外收获，用武汉“活字典”形容徐老对武汉城史尤其是对汉口旧闻的熟稔，再贴切不过了。

    徐老因从小在武汉生活长大，对武汉近一百年来发生的历史大事及三镇掌故了如指掌，很多鲜活的往事信手拈来。2014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69年前的这一天，武汉民众是如何纪念和庆祝这一天的？我又到武汉图书馆去请教这“部”似乎是无所不闻的“活字典”。

    徐老又一次让我收获满满。徐老仍然以自己亲身经历，风趣地告诉我，就是在抗战胜利这一天，18岁的他可以喝酒了。

    当晚，家里人像过节一样聚餐，父亲很高兴，提议喝酒祝贺。难抑激动之情，徐明庭也第一次当面向父亲索要酒喝，被父亲喝止：“小孩子喝什么酒！”没想到一向严肃的祖父却对父亲说，今天是天大的喜事，让他喝吧。此事当天也引得祖父诗兴大发：“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喝。”

    2013年年底，徐老所著《老武汉丛谈》首发。该书收录了徐老过去30年创作的散文、随笔，内容涉及武汉历史、老地名、娱乐、饮食、社会风俗等各方面。从《武汉一词漫谈》《六渡桥旧话》，到《老汉口的岁尾年头》《鹦鹉洲的故事》等，书中不仅为读者呈现了老武汉的社会生活风貌及城市历史人文掌故，还以作者的亲闻亲历与考证，讲述了“刘友才与‘功狗功人’”“瞿秋白故居和辅义里及其他”等武汉往事。徐老的《老武汉丛谈》是继清朝道光年间范锴六卷本《汉口丛谈》、民国方志学大师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及《再续汉口丛谈》近80年后，又一本老武汉“丛谈”文献。

    作为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的终身馆员，徐老的认真和执着不仅体现在治学上的严谨，还体现在为保护城市历史和文脉方面所作的努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面对汉口积庆里慰安所旧址破败失修的现状，他以近90高龄之躯，多次和其他几位文史馆员一起勘查现场，呼吁尽快对之进行抢救性保护。在经徐老在内的几位专家的奔走呼吁下，旧址得以保留。晚年的徐老一直关注慰安妇历史的研究，还接待了数批来自韩国、朝鲜来汉寻访慰安所旧址，寻找当年的朝鲜慰安妇的媒体。2014年2月，徐老和几位文史馆专家再赴现场调研，面对积庆里日益破败的危险，再次疾呼。同年6月，当闻悉联合国已受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文本，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已申报南京市级文保单位之后，将继续申报为“省保”“国保”消息后，徐老更是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将汉口积庆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纳入文物保护，保护和利用好“铁证”，让世人永远铭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在武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行文到此，我想起了楹联名家白雉山先生写给徐老的一首小诗。白先生与徐老相认、相交、相知，长达半个多世纪，情谊深厚。

    2016年恰是徐老虚年九十岁的生日，大病初愈的白雉山先生写了两首诗词为徐老祝寿，现抄录其中一首：

    此老非常老，人尊武汉通。

    街头喝小酒，笔底展雄风。

    作嫁心犹乐，交游座不空。

    文坛传雅誉，城北美徐公！

    徐老走了，武汉痛失“活字典”，天堂却多了位“城北美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