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前不久，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的新书《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发布。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的时候，鞠建东随即组建了“大国竞争”团队跟踪研究，并在全国、全球率先开设了《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课程，这门课程2023年被评为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他的新书正是基于这门课浓缩提炼而来。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鞠建东。

    ■ “涵盖了中美关系几乎所有重大领域”

    “该书涵盖了中美关系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对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了全面、系统和自洽的解决方案。鞠建东教授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同时吸纳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阐明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免对抗、实现合作的‘镜像策略’和其他许多政策主张。鞠建东教授是国际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他将能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这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对鞠建东及其新书的评价。

    事实上，鞠建东自己对新书也有很高的期许，他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要求自己。

    究天人之际：揭示新旧世界发展动力的核心差异，即由物质资本主导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引领；知识、想法和创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

    通古今之变：总结1500年以来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提出世界秩序正面临从霸权迭代到竞争共存的范式转变。当代世界失序的根本原因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世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匹配带来的矛盾冲突。

    成一家之言：提出大国竞争的理性分析思路，将国际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增长理论与危机理论相结合，构建以多重均衡下的长期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框架，分析“增长与危机”“共享与垄断”“和平与战争”这三对矛盾的冲突、演变与发展。

    敢说出这三句话的学者并不多，鞠建东是否过于自信？

    ■ “鞠先生，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了吗？”

    15岁，鞠建东成为南京大学数学系最年轻的新生；22岁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硕士；27岁考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32岁入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系，成为华人学者在美国大学国际贸易方向仅有的三位正教授之一；44岁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2014年，在美国生活了25年之后，51岁的鞠建东辞去美国终身教职回国。

    关于回国，他在书里讲过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2015年1月，美国，旧金山机场，入关柜台前。

    签证官从眼镜后扫了我一眼，“来美国干吗？”

    “开会，美国经济学年会。”

    “你跟我来。”

    我跟着签证官走进旁边一个房间。

    “鞠先生，我看了你的记录，过去4年，你每年在美国的时间都不到半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先生，我在中国工作。”

    “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回美国工作，每年在美国生活至少半年；要么交回绿卡，取消你的永久居民身份。”

    “先生，”我看着他，“有其他选择吗？”

    他僵硬地挤出笑容：“没有，鞠先生。”然后转头看他的电脑屏幕。

    “天哪！”他忽然大叫起来，“你拿绿卡22年了！”他对我喊着。“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转美国公民？转成公民，你在哪个国家工作都可以啊！”

    我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

    他静了一会儿，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护照递给我：“你这一次可以入关，但回到中国之后，要去美国大使馆上交绿卡。下一次再来美国，你就要办签证了。”

    签证官送我走出房间，忽然拍拍我的肩膀：“鞠先生，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了吗？”

    我看着他微笑：“这个有点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超过美国了。不过，按照名义GDP，还没有。”他耸耸肩：“听不太懂。”

    我伸出手，和签证官握手告别：“欢迎来中国玩。”

    为什么在书里写上这个故事？鞠建东说：“大国之间的争端并非突然爆发。早在我们看到的大国争端标志性事件之前，那些常年在两国往返生活、工作、交流的人，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冲突的端倪。甚至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冲突的苗头由来已久，且从未完全消失。”

    【访谈】

    ■ “制造业领先”只是竞争前提之一

    读+：您这本书涉及的面很多，我们普通读者最关心的内容，莫过于“大国竞争”了。您从六个领域来解读“大国竞争”，得出的结论很有新意，能否谈谈这方面？

    鞠建东：在世界秩序中，大国竞争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大国间的关系在平稳的表面之下暗藏着玄机，争端与冲突看似突然，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了预兆。2017年11月，特朗普带领全家访华，自豪地秀他外孙女用中文背诵《三字经》。几个月后的2018年3月，在特朗普的主导下，美国突然发动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这次争端，为什么会从贸易延伸到投资、技术、人员交流、金融甚至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成为全方位的争端？

    简单来说，这一切问题的本质原因就是经过中国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美终于进入了大国竞争阶段。

    所谓大国竞争，就是世界主导大国（或称守成大国）与追赶大国（或称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自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竞争已经发生了多次，比如西葡之争、英荷之争、英法之争、英德之争、英美之争、美苏争霸、美日贸易争端，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争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仅对近百年来的英德、英美、美苏、美日、美中五次大国竞争进行经验总结。我们发现：竞争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六个领域，并依次展开。

    制造业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一般是追赶大国最先实现突破的领域。随着经济发展，主导大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往往会转移出部分制造业生产能力，因此追赶大国能够首先在此领域获得突破。

    经济总量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代表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金融则代表一个国家的融资能力，尤其是在国际市场融资的能力，而军事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

    最后，一个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软实力，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影响力，全球与区域规则制定权、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世界舆论话语权与影响力，对其他国家（包括殖民地、盟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的影响力等，统称为一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位置。

    回顾这五次大国竞争的历史数据，我们发现：除了美苏争霸中的苏联，追赶大国都曾经在制造业上超过主导大国，而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主导大国的60%。因而，我们将追赶大国的制造业水平逼近甚至超过主导大国，且前者的经济总量达到后者的60%以上，作为两国进入竞争阶段的前提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追赶大国只有在上述这六个领域都超过主导大国，世界秩序才会发生改变，如果只在部分领域甚至大部分领域实现赶超，主导大国依然有可能依靠其在剩余领域的优势击败追赶大国。

    以英德之争为例，制造业方面，1913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13.6%，而德国为14.8%，德国超过英国。经济总量，1890年德国超过了英国本土。科技领域，德国和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领导者，而英国在新科技的发明和应用方面则表现相对落后，德国的化学工业实力更是占据全球主导地位。

    军事方面，1880年德国陆海军人数总和为42.6万人，超过了英国的36.7万人。但在海军战舰吨位方面，德国一直弱于英国。总体来看，可以认为德国的陆海军综合军事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英国持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则超过英国。

    金融是英国的强项。1689—1805年，英法间7场大战，英法为支付其战争费用，都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尤其是英国，确立了更强大的金融优势。1910年，在英、法、德发行的外国证券金额分别约为2亿英镑、1亿英镑和2800万英镑，这反映了英国与法国、德国在金融领域的巨大差距。

    在全球治理领域，英国合纵连横，先是加入法俄联盟，后又获得美国的支持，最终在一战中较德国处于上风。在二战中，英国所在的同盟国的总实力也胜过了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

    综上所述，在英德之争中，德国在六个领域中的四个领域——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和军事领域都赶超了英国，只在金融与全球治理两个领域落后于英国。英国依靠在这两个领域的优势，依然击退了德国的挑战。但英国在击退德国挑战的同时，也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最终将世界主导国家的位置交给了美国。

    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80年前后超过了英国，其工业产量在1894年超过英国，居于世界首位。到1910年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时，美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对英国实现全面赶超。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了英国。美国于1944年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为代表，美国大幅强化其影响力，打击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殖民主义强国，最终在金融与全球治理两大领域全面超越英国，美国6个领域全胜，从而成为世界主导大国。

    美苏之争，苏联在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实力一度匹敌美国；制造业方面，苏联从来没有超越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经济总量发展至最高点，达到美国的60%；而在金融领域，苏联远远落后于美国。全球治理方面，苏联一度超过美国。最终由于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终解体，从而落败。

    日美竞争，日本在制造业上赶超了美国，在科技上与美国一度持平，而在经济总量、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上则一直落后于美国。最终日本经济增长停滞，失去了追赶美国的能力，从而落败。

    2010年，中国制造业赶超美国，而经济总量按照名义GDP在2016年也已达到美国的60%，两国进入大国竞争阶段。中美现在的竞争态势是，中国在制造业领先，美国在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领域都还处于领先地位。中美的大国竞争才刚刚开始。

    从历史规律来看，制造业、军事、经济总量的竞争比较容易被大众关注，追赶国相对容易集中国力，在这些方面实现赶超。然而，科技、金融、全球治理方面的赶超则更为艰难，主导大国即使失去在制造业、军事、经济总量方面的优势，依然可以凭借在科技、金融、全球治理方面的优势反败为胜。

    ■ 重中之重是保持长期经济增长

    读+：如此说来，仅凭“制造业领先”是不够的，那么大国竞争的关键是什么？

    鞠建东：1500年以来的多次大国竞争表明，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国家赢得了大国竞争，而不能保持长期增长的国家输掉了大国竞争！从英法、英德、英美到美苏、美日之争，这5次大国竞争有什么共同点呢？历史数据显示，输掉的一方，经济总量的增长都陷入停滞，甚至出现大幅下滑；而赢得大国竞争胜利的国家经济总量都获得更快的增长。经济总量的长期增长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大国的国运、世界秩序的演变，都可以用经济总量这样一个量化指标的长期变化趋势来衡量。

    所以，关键答案就一句话：想尽办法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常识吗？哪个国家不想经济增长呢？其实，还真不一定。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的时候，场面一乱，注意力就很容易放错地方。比如说，大家都想着办法去“秀肌肉”“比拳脚”，可能就会忘记，在这个阶段，其实自己的第一任务是集中力量“长个儿”“练内功”。回顾美国当年成功挑战英国霸主地位的经验，美国做对了什么？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在2035年前后追上美国的GDP总量。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

    一方面，这个目标是现实的。考虑到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趋势，中国的GDP在2035年赶上美国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另一方面，这个目标也是富有挑战性的。中国的GDP要想保持年均5%的增长率，需要科技、金融甚至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相应发展来支撑，而在这些领域，美国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预期，2025年到2040年，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将会波澜壮阔地展开，而中国能否“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GDP年均5%的增长率，将决定中美竞争与世界秩序的未来。

    ■ 未来世界比的是“想法”

    读+：您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子？

    鞠建东：持续近两百年的由英美主导的全球贸易时代与全球生产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创新时代以不可阻挡之势，排山倒海呼啸而至；天变了，道、秩序当然也要随之而变。

    新世界秩序是继续霸权迭代的历史循环，还是进入竞争共存的崭新范式？

    决定旧世界发展的是物质资本——土地、机器、牲畜。新世界最典型的特征是创新驱动，而创新是由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创新性资源所推动的。那么知识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知识是从想法来的。

    知识是公共品，一个人拥有了知识，并不妨碍其他人也拥有同样的知识；而土地是私有品，一个人占有了我前面的草地，其他人就不能占有了。旧世界的战争、杀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土地。

    在一个充斥着占有与剥夺、斗争与战争的旧世界中，必然是赢者为王，世界秩序也必然是国强必霸。而一个知识创新的新世界的生存法则，难道不是合作、学习与共享吗？新世界的秩序难道不是由人力资本的分布所决定的吗？人力资本，也就是大专以上的受教育人口，难道不是天然地分散在全球、而非只集中在少数霸权国家吗？所以，新世界的治理体系应该是一个多极体系，而一个稳定的多极体系至少需要三个大国（经济体）来支撑。欧洲、北美无疑是两大主要经济体，那世界的第三极在哪儿呢？一定在亚洲！

    新世界的发展由创新推动，而创新源于想法，所以源源不断地产生高质量的新想法是新世界的发展动力。

    然而，想法的质量是相对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压制其他人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来使自己的想法变得相对的“高质量”，这种压制就是对想法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因此，想法或者创新的垄断，也就成为创新世界的核心问题。

    21世纪出现了一批超级企业，其力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力量。超级企业高度依赖数据，流量越大，就越方便，效率也越高，很容易出现行业自然垄断。如果不加干预，主要的新经济行业在全球都会出现自然垄断。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强度越来越大地动用国家力量遏制中国的创新，试图独占并保持其在创新领域的全球垄断地位。

    无论是市场垄断，还是国家垄断，只要超过一定的规模，都不利于创新。因为垄断压制了非垄断企业和国家获取想法的机会和能力，因而减少了新想法的产生。

    这种对想法的垄断有可能通过人脑芯片技术得以实现。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忧心忡忡地说，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会越来越比人更适合工作，这么一来，个体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经济价值、军事价值就都被消解了，普通人可能就成了无用的人，或者被人工智能所操控的人；但是，有一些人经过了升级改造，能够效率更高地创新，并且操控人工智能，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超人”甚至“神人”。所以未来的世界秩序有可能演变成“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能操控人工智能程序的人的”。

    马斯克的公司正在发明人脑芯片。这种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可以通过芯片来改善自己的大脑智力，恢复肢体功能，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甚至可以将人脑与互联网相连接，移植或者删除记忆等。如果这样的芯片研制成功，有可能出现一批拥有超级智能的“神人”。人脑芯片的技术是马斯克的，他当然可以将人脑芯片的技术分等级，并决定这个世界上谁用最高级的芯片、谁用低级的芯片、谁不能用芯片。装上高级人脑芯片，就会更有效率地获得想法、应用想法、实现创新。那么，马斯克以及和马斯克一样拥有人脑芯片技术的人，基本上就能垄断、控制全人类了——这跟在沙漠里找到水源、通过把水源私有化来控制人群，是同一个道理。

    即使马斯克本人希望服务全人类，不想将自己变成“神人”，控制全人类，他背后的垄断资本力量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资本逐利的本性一定会用人脑芯片奴役全人类，榨干“神人”以外的每一个普通人的每一滴血汗。

    谁不想做“神人”？谁又甘于被奴役？被奴役的普通人一定会起义、造反，而造反成功的普通人会成为新的“神人”，如此循环，世界永无宁日。

    因此，人类必须限制、禁止对想法的垄断，使得人人拥有想法、创新的自由。

    限制对想法的市场垄断，需要政府的力量来平衡市场垄断。而限制政府、国家对想法的垄断，需要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市场竞争来平衡。全球现在能够平衡超级垄断公司的政府只有美国、中国、欧盟。要限制市场垄断，首先在三大经济体内部，每个经济体要有两家以上的人脑芯片公司；而限制国家垄断，就要求三大经济体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人脑芯片公司，这样全球至少有六家人脑芯片公司相互竞争。

    美、中、欧政府需要通力合作，坚决抑制可能会带来严重伦理问题的产品全球垄断，保证公平竞争，保证人人都有产生想法的自由，为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保证想法面前人人平等是新世界的核心挑战，或许，三足鼎立的世界治理体系为应对这个核心挑战提供了一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