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洁

    1915年4月22日，比利时西南部的古老小镇伊普雷，“一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英法联军和德国兵在这里僵持不下。

    下午，风刮起来了。英法联军突然发现，一堵长六公里、高两米多的黄绿色气体墙，正从敌军阵地出发，顺着风、贴着地，迎面移动过来，随即降入战壕，停滞下来，覆压十多公里。士兵们很快感到鼻腔和喉咙刺痛，剧烈地咳嗽、呼吸困难、胸口疼痛，然后窒息倒地。

    这种士兵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武器”，是氯，它能溶解于上呼吸道黏膜和眼球里的液体，生成次氯酸和盐酸，使人体组织强烈氧化。据事后统计，5000多人死于这次战役，15000人中毒后出现肺水肿、腹泻，数千人双目失明。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杀伤性毒气大规模投入战争，是现代化学战的开端。

    化学战的始作俑者，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哈伯平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人造合成氨。随着农业的发展，氮肥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哈伯设法将空气中的氮气固定下来，并且和氢气反应，合成氨肥。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人造肥料，人类不再受限于天然氮肥，世界的农业发展有了强大的后盾保障。

    可悲的是，合成氨同样也是火药的原料。有了哈伯的垄断技术，占整个大气78.03%的氮气，变成了德国最富足的军火储备原料，而且可以节约巨额的军费开支。德国不必再依靠从智利进口硝石来保障火药生产。

    发展了量子力学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写道：智利的硝石出口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被封锁了，“如果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很可能在开战六个月后，就会因为缺乏炸药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技术能力就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如果没有哈伯的发明，威廉二世在考虑发动战争时也许会更加谨慎。

    当然，发明被运用于何处，并不必然是科学家的责任，人们并没有因为诺贝尔发明火药、爱因斯坦论证原子弹而诋毁他们。但哈伯不同。哈伯的邪恶在于，他狂热参与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而且直接发动了毒气战。他甚至特意坐飞机低空观察毒气释放后的效果，为其巨大的杀伤力欢欣鼓舞，为改进毒气弹的性能收集第一手资料。

    恶之所以为恶，不仅因为它自身为恶，更在于它能诱生更多的恶、激发更大的恶。底线一旦被突破，参战各国争相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整个“一战”期间，化学武器造成近130万人的伤亡。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是第一位取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德国女性。她没能阻止丈夫研制毒气，在绝望、愤恨和道德自责中，她饮弹自尽，死在独子的怀里。

    她咽气后的第二天，哈伯一大早就开赴东方战线，部署毒气战。当一个人有了“最高价值”，就会这样不惜任何代价、做出任何事来。

    战后，因为害怕被当作战犯抓捕并接受军事审判，哈伯逃到乡下躲了半年。后来，哈伯远离政治和战争，全力投入常规的科学研究当中。

    历史荒诞而吊诡。“情怀”使哈伯留下历史的污迹，这份感情又反过来唾弃了他。

    1933年，德国人基于强烈饱满的“狂热”，将犹太人哈伯驱逐出境。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所，离开他深爱的祖国，逃往曾经的敌国英吉利，向剑桥大学寻求庇护。一年后，在度假途中，他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瑞士。

    早逝是他的幸运，“一战”中的战争狂人哈伯没有看到二战，犹太人哈伯也没有死在集中营。不过，集中营“浴室”（毒气房）喷头释放出的气体里，有他研制的芥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