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楚国八百年，从蛮夷到文明，又从霸主到衰亡；即便在落幕前夕，这个“不服周”的王国仍然奋力一搏，东进江淮，成功地把“江东”变成楚地，这是一次宏大的民族交融与文化碰撞。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称寿春，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于此，这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王朝余晖，在此留下最后一笔。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楚寿春城遗址东边约15公里处，沉睡的武王墩墓地渐渐揭开了面纱。这是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

    2025年2月19日，中国社科院揭晓6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名列其中。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新书《发现武王墩》，全面介绍了武王墩墓考古过程。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了该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

    ■ 四问武王墩

    1.武王墩考古有什么成果，墓主是谁？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共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组）。根据墓葬规模和结构形制、出土文物及文字材料，对照历史文献综合分析，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战国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地是一座带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墓坑中部用枋木构筑“亚”字形椁室。椁室分为九室，椁室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及与之对应的刻凿符号，标示椁板方位和侧室名称，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最高等级的礼器组合，包括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国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礼乐器包括编钟、编磬、瑟、鼓、竽等，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期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武王墩一号墓还发现“以俑代人”的殉葬系统，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分室内陈列共超过280个木俑，另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瑟等，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

    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楚王墓，同时还是两周时期保存最完好的王墓。其出土文物及其所蕴含的制度内涵，对研究周、秦、楚、汉历史演变和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此地为什么叫武王墩，如何确认“楚考烈王”身份？

    武王墩是流传下来的称呼。有人猜可能是当年的守陵之人称墓主为吾王，久而久之或许变成了武王。也可能是楚国被秦所灭的时间为楚王负刍五年，以“五”字纪念，进而传为“武”。当然，这些仅仅是民间的猜测，目前尚未有实证。

    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楚考烈王有很多依据，比如墓的规格、形制等等。最有力的证据是：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除了一对青铜簠的口沿上刻有12字铭文“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至少还有10件青铜器的表面镌刻着铭文“楚王酓前”。

    “酓前”就是楚考烈王。楚考烈王的名字叫熊元，又叫“完”。《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三十六年，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春申君列传》作“太子完”。上古音，元、完同音，可以互相借用，本字当作“元”。

    楚国王族姓“熊”，却写作“酓（yǎn）”，这已经数次出现在出土铜器和简牍上。比如，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曾侯乙墓出土编钟，镌有“楚王酓章”等文字。

    根据《说文》《广韵》等书，上古音“熊”“酓”以及“元（完）”“前”，读音相近，可以通假使用。“熊”“元”当为本字，“酓”“前”疑为借字。也就是说，“楚王酓前”，就是楚考烈王熊元。

    3.楚考烈王有什么事迹和作为？

    他曾在秦国做“质子”，是秦王的女婿，后在春申君黄歇的帮助下逃归楚国，继承王位，成为楚国第39任王。

    成语“毛遂自荐”“歃血为盟”“无妄之灾”均和楚考烈王有关：毛遂随赵国平原君出使楚国，面见的就是楚考烈王；毛遂此行成功，双方歃血为盟；楚考烈王死后发生了王位之争，春申君不听“无妄之灾”的警告，结果被杀。

    楚考烈王执政25年的生涯中，面临严峻的国势，主要的功业有：东扩吴地，把楚国的版图延伸到长江下游，即今天的“包邮区”江浙沪；救赵破秦；北伐灭鲁；公元前241年，领导了战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失败后迁都寿春。

    楚考烈王死后15年，楚国就被秦始皇所灭。

    4.武王墩墓是否被盗？有什么损失？

    这里历史上多次被盗。2015年冬，武王墩墓再次被盗，2018年案件侦破后已陆续追回被盗掘的珍贵文物70余件，包括编钟、编磬、漆木虎座鸟架鼓等。为了最大程度上挽救武王墩墓遭受的破坏，减少文物受损的影响，安徽省第一时间申请了对武王墩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19年11月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

    盗墓导致墓葬内许多文物受损，漆器表面严重剥落，一些无法带走的大型文物甚至被锯成碎片。但是被严重盗扰的主要是北一、二室，这里仍然提取出600余件（组）器物，多数为琴瑟等弦乐器，出土的编钟架横梁保存完整，上有悬孔14处，与追缴的青铜编钟数量吻合。其余墓室基本未受损失。

    【访谈】

    ■ 发掘了迄今所见最大楚国大鼎

    读+：在整个楚文化考古研究中，武王墩考古发掘工作的地位、作用是怎样的？

    徐良高：迄今，考古发掘的东周时期楚系墓葬超3万座，其中属于高等级贵族的大墓，有令尹级别的，有封君级别的，有大夫级别的；属于楚王级别的墓葬中，荆州熊家冢大墓仅发掘了车马坑等附属遗存，未发掘主墓。淮南李三孤堆大墓是20世纪30年代被盗掘的，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情况都不甚清楚。

    这些令尹、封君和大夫级别墓葬的椁室只有5个或7个分室，墓坑比武王墩一号墓小得多，而武王墩一号墓有9室，墓坑边长达51米。熊家冢陵园面积731亩，陪葬车马坑长132.6米，也小于武王墩墓的150万平方米陵园和148米长车马坑。从随葬品规格来看，武王墩墓随葬的大鼎口径初步测量约为88.5厘米，通高110厘米，大于李三孤堆大墓出土的铸客大鼎，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而鼎不仅是当时的国之重器，更是墓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为避强秦而迁都寿春，寿春城成为楚国最后的都城。通过武王墩墓的发掘，我们获得了确定寿春城为楚国晚期都城的关键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楚国都城的规划思想、功能分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空间分布，进一步理解楚国晚期城市的行政管理体系、军事防御策略及不同等级居民的生活、墓葬空间的布局规划。

    楚都寿春时期正是秦统一的前夜，武王墩墓是这一时期迄今为止唯一科学发掘且保存良好的王陵级大墓。武王墩墓的考古发现填补了科学发掘的楚系墓葬中楚王级别墓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级序列资料，不仅深刻揭示了楚国都城向东迁徙至江淮地区后的社会生活面貌与历史文化图景的丰富细节，也为后人呈现了一幅幅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画卷。

    这里仅举一例。在武王墩一号墓发现了大量木俑，以俑代人的陪葬现象既是早期高等级楚墓殉人坑的代替，体现了战国晚期楚文化中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人道观念的兴起，也开启了汉代高等级墓葬大量陪葬人俑的先河，承前启后，证明了楚文化对汉文化的重要影响。 

    ■ 楚文化版图延伸到“江浙沪”

    读+：楚都寿春时期的楚文化处于何种态势？

    徐良高：春秋时期，楚人在北上争霸中原的过程中，同时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展。向西发展，灭庸逐巴，将自己的影响力发展到今天的陕南、川东一带。进入战国时期，楚国在与西北的秦国斗争中常常落败，楚国势力与楚文化逐渐从西北方向后退。

    不过，楚人在东方和东南方却不断取得成功。战国之时，楚国还常常联合西北的秦国来共同对付东方的齐国，巩固自己在东南方向的扩张成果。战国晚期，经楚威王、怀王、考烈王几代，终于灭越，据有江东之地。考烈王时，于公元前256年又灭鲁，将鲁南、苏北纳入自己的统治区域。经过长期的扩张、发展，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楚文化的分布区。

    读+：考古成果是否能反映楚文化这种发展特点？

    徐良高：在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也展现出楚文化在西北方向居守势和在东南方向取攻势的现象。

    首先，从秦楚疆界地区来看，学者通过分析丹凤地区的墓葬、遗存，指出：“到了战国晚期，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已经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

    从处于秦文化中心区的关中秦墓出土遗物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楚文化因素在秦文化中极为少见，反映出楚文化在秦人眼中地位不彰，楚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

    与西北方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文化在东南方向表现出明显的攻势和强势的文化传播地位。

    在传统的吴越文化区内，即楚的东方和东南方，西周至战国前期，流行的都是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但进入战国后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却消失了，被楚文化风格的竖穴土坑墓所代替，楚式棺椁代替独木棺，此前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主的随葬品也被楚文化风格的陶器、仿铜陶礼器、人俑、漆木器等所取代。

    据考古发现，迄今在东南一带已发现“楚式墓”30余座，散见于安徽宣城，江苏无锡、武进、苏州、吴县、南京、江宁，上海嘉定、青浦，浙江安吉、绍兴、余姚、宁波等地。

    其中绍兴凤凰山战国木椁墓，墓室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木椁四周充填白膏泥，完全为楚式墓特征。随葬的泥质黑陶器和原始青瓷器各半，另有15件印纹硬陶，其中的泥质黑陶器是楚式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器是越式的。对于这些越文化风格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有学者根据墓中出土玉矛上的“越王不光”铭文，推测越式原始瓷、印纹硬陶和这柄玉矛，是墓主战胜越国后获得的战利品，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楚、越两种文化因素同处于一座墓葬的现象是“越文化与楚文化融合体”的表现。

    1992—1994年，在苏州真山墓地抢救发掘一批东周墓葬，其中有3座被认为是“战国晚期”的墓葬，出土了包括4件鼎在内的26件铜器，其中有“上相邦玺”铜印，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或认为铜印与楚相春申君黄歇有关，从而推断可能为春申君及其夫人、儿子之墓。

    这些传统吴越地区楚式墓的墓室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器物及其组合，展现出楚文化在东南强势传播的历史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与文献记载的“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相呼应。有学者推断：“当楚人灭了越国、驱逐了越人以后，在吴越地区楚文化不是继承越文化，而是覆盖了越文化。”

    楚文化在东南方向融合、覆盖当地吴越文化传统获得成功。这种促进不同文化有效融合的经验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总结和重视。

    武王墩墓的资料为我们探讨楚国如何经营东方地区，楚文化如何整合东方、南方文化，进而认识楚国、楚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提供了重要实证史料。

    ■ 汉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

    读+：在西北方向失败，在东南方向成功，如何评价楚文化在中华文化走向大融合进程中的作用？

    徐良高：秦的统一不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而是在周一统基础上的再次统一，其历史根基就是周文化及其带来的广大区域内的文化认同，表现在物质文化遗存上就是东周列国在文字、器用上的大同小异。

    武王墩墓出土的“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磬等整套青铜礼乐器是长期发展的礼乐文化的产物。发掘出土的文字数量庞大，考古人员通过红外设备辨识，目前已发现并采集100多句、近千个文字，内容丰富，均属于古代汉字系统。这些青铜礼乐器和文字均属于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大传统，是礼乐文化大传统在战国晚期楚文化中的具体体现，显示了楚国对礼乐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楚文化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东周时期的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争斗中失败，不过，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也应看到楚秦文化互动关系的另一面。

    战国中期以后，楚文化在东南地区强势传播，楚文化短期内代替传统吴越文化，楚文化认同取代传统吴越文化成为东南地区的主流文化认同。也正因为这种对楚文化认同的形成，项氏几代虽本为楚国传统贵族，却以原来的吴越文化区“江东”为自己的老家、根据地，最终率领原为吴越之人的江东子弟北上灭秦，实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志。

    经过秦末的争战，建立汉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自楚文化区，因此汉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丰富灿烂的楚文化对统一的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楚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汉代的精神文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来自长江流域的统治阶层将长江流域区域信仰文化诸多因素带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汉文化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神仙世界、天上地下、羽化升仙、东王公、西王母、巫蛊之术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它们成为墓室壁画、画像砖、铜镜纹饰等的主题。汉代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礼乐文化差别很大，而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似一脉相承。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楚文化为根基的长江流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折服了秦文化，东周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合产生了辉煌的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