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波

    传统哲学的时间观无非两种，一种是把时间视为自然的实在或特性，一种是把时间视为人的心理体验或先验知觉。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是实践基础上的新综合。

    随着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再对时间作纯粹哲学思辨的本质主义观察，而是从实在的社会历史和生产出发，发现了“活的时间”。人与时间的关系不再是博士论文时期那种纯粹个体对现象的感知，人与时间都在劳动和生产的框架下被重新看待，产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时间认识。

    1841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时间一章里写道，“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10多年后，他在伦敦手稿中则指出，“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这两段话都是用火的燃烧来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时间之思的连续性，但从对感性这种天然能力的强调到对劳动这种主动行为的强调，表明了更加新的时间观念锻造出来。时间既是感觉经验，也是生产活动，这一社会活动包含着各种关系，有人的积极行为，有人与人的相互联系，也有人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下的反应。

    物通过活的时间被赋予形式，也就是物通过劳动而摆脱自然状态。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则表明人通过劳动塑造物的同时，也创造他自己。劳动创造价值，揭示了活的时间与价值生成之间的本源联系。众所公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揭示了资本的秘密，但其实，马克思在时间上的关键概念还让人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劳动时间是商品价值的尺度。不同商品之间可以交换，基于使用价值；交换关系得以实现，基于凝结于商品中不同的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不由单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而它是一个客观的量，而不是一个任何人主观产生的量。个人劳动的价值不以个人投入的程度，而是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劳动中衡量价值。

    自由时间是人的解放的尺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发展以自由时间为基础。自由时间是个人的发展空间，人因此得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马克思说，一个人如果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要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的，那么他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自由时间也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它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巨大的可能。

    资本主义彻底破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即人的依赖性，它使人获得了自由，人甚至可以把自身当商品出售，此时他仍然拥有自由的形式，实质上这就是商品拜物教，也就是物的依赖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着人的真正自由，其自由时间只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这些人就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阶级。共产主义对人的最终解放，无非是社会制度上对时间的解放，使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落实为每个人都获得足够的自由时间。

    社会时间是社会历史的尺度。马克思的时间观革命性地把时间拓展为“社会历史时间”。微观上，马克思从生产劳动来理解时间的源头，物通过活的时间被赋予形式，时间通过劳动被引入到世界，开辟了从社会活动认识时间的新天地。宏观上，马克思开辟了从人类历史认识时间的新境界。他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自然界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统一起来了。无论微观上还是宏观上，传统哲学的时间纠缠都消失在具体的人类实践中。

    马克思开辟的时间认识路径，使时间与生产、劳动与自由、历史与实践紧密关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时间、历史面前几乎都保持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不是悲伤叹息的感伤。对于他们来说，把生命投入到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这个宏观的时间进程之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是宏大而壮丽的生命图景，个人没什么可以感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