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弛

    近30年来，人与动物的关系史，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动物史研究已经成为欧美史学的主流之一，其学术趋势包括了环境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全球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

    过去，国内史学界对动物史关注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对与动物相关的特定史料感兴趣。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分子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生物力学等成果不断涌现，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动物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范式逐步确立，全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前沿。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出发，史学的主要门类均会涉及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动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它们的身影。认识与理解动物，是人类探索自然、创造文明的重要方式。

    自家驴驯化伊始，它一直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彼此互动的见证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驴不仅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家驴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全球史的特点，尤其与早期丝绸之路高度重合，拓展了传统史学的领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由于家驴最早驯化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全世界有关家驴的术语都可追溯于此；家马的驯化则在欧亚草原完成，因此有关马的术语溯源均与原始印欧语相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驴的传入年代要早于马，因此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称呼马为“来自山区的驴”；而我国中原地区马的传入要早于家驴，因此用马的名称“骊”来称呼驴——“漠骊”即毛驴。上述文化现象，在社会人类学中被称为“替代效应”。

    在驼鞍技术成熟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驴车、牛车与骆驼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随着驼鞍的应用及改进，骆驼成为陆路运输最好的交通方式，比牛车省钱，比驴车载重大，且不依赖路况。因此，骆驼最终替代其他运输方式成为伊斯兰时期西亚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以至于当地放弃了轮式车和道路的修缮。而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家驴的作用则超过骆驼。由于骆驼单价昂贵，饲养成本高，商人首选家驴作为运输工具。以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例，其壁画中商队使用家驴的图像远多于骆驼。学界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12份唐代过所文书进行分析，发现从安西四镇至长安的胡汉商队的家畜数量以驴最多，其中马21匹、驴106头、牛7头、骡3头、驼5峰。家驴数量是其他驮畜总和的3倍。

    家马驯化的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家驴的驯化时间更早，二者最初的驯化目的都是为了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家驴用于乘骑、拉车和战争的历史要早于家马。直至公元前2000年，兴起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辛塔什塔文化人群才将家马大规模用于军事目的，制造出灵活坚固的双轮战车。马拉战车的出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格局，马拉战车迅速替代驴车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骑兵的出现则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辔头、马镳、马衔、缰绳等马具装备大量出现后，骑手才可以真正驾驭马匹——通过对马嘴柔软部分施加压力来控制战马。至于硬质马鞍、马镫、蹄铁的诞生则更晚，至少比首批骑兵的出现再晚1000年。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跨区域间的动物传播，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动物的传播过程，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