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夏阳

    《中国诗》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年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竹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中国诗》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甚广，诗人叙述他在“一个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读一首中国诗，让他的内心获得了平静。

    有趣的是这首诗来到中国时，读者的关注点是——诗人读到的究竟是哪一首中国诗？

    据扎加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他也不记得具体是哪首中国诗了——这个问题遂成了一个谜，让人欲罢不能。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古诗早期的译介流播中，由于资料缺乏、交流不足，以及译者的专业性不够，从而导致了种种困惑和误会。

    本书第二章《复原中国诗》叙述国外翻译家参与到一首失传唐诗的发掘与考证中，最后使这首唐诗在千年之后重见天日，再次回到中国文学史的序列当中。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期，其间出版了一系列广受英文读者欢迎的翻译作品，如翟理思的《古今诗选》、朗斯洛特的《玉琵琶》《花灯盛宴》、莱彻的《英译唐诗精选》《英译唐诗精选续》等，这些译本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国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中国诗译作皆以格律诗体来翻译，讲究节奏，力求押韵，因而也不免堆砌辞藻，带有明显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情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翟理思为代表的传统汉学家和以阿瑟·韦利为代表的现代汉学家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逐渐认同现代汉学家的观点：摒弃韵体格律，采用自由诗体来翻译中国诗才是正途。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也是英语诗歌的一次现代性革命。

    在这次论战之后，原先大行其道的老派译本慢慢被淘汰，在时间的淘洗中最终成为经典的是这些译本：埃兹拉·庞德的《神州集》、韦利的《白居易诗选》、威特·宾纳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的首部完整英译本）以及埃米·洛厄尔与艾思柯合著的《松花笺》。此外，在那个年代，国外中文专业的高校学生几乎人手一部《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这是由美籍华裔学者柳无忌与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罗郁正共同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选集，翻译质量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而在许多外国诗人的案头或他们的文字当中，常常出现《白驹集》的身影，这本汉诗译集让诗人们“爱不释手”，常读常新，并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

    这些经典汉诗译集的故事，是本书第三章《翻译中国诗》的内容。

    中国诗在西方译介与传播的过程中，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西方诗歌的发展；两次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都与中国诗有着莫大关系。两次运动促使美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化，最终摆脱“英国附庸”，创造出美国本土化的全新诗歌。本书最后一章《效法中国诗》除了对第一次诗歌运动的“意象派”、第二次诗歌运动的“垮掉派”和“深度意象派”分别进行梳理和介绍之外，同时对受过中国诗影响的其他诗人也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最后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体系。这是中国诗对世界文学所做出的深远贡献。

    至此我们发现，当汉语诗歌通过翻译进入英语语系中时，自然而然地与之发生了反应，最终成为其文学传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艾略特评价庞德的那句名言所说：“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它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诗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诗被翻译的过程，也是被重新“发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