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渊

    ■ 金城：每个人的心灵围城

    金城是何时在我心里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已在我心里矗立了很久。它有巍峨的宫阙，有幽深的巷陌，有书声琅琅的大千书院，有梵音袅袅的无漏寺，有红叶与热血交织的气息。我在红叶舞动的金城探索在权谋中挣扎的灵魂，探索在情爱中沉沦的痴人，探索在仇恨中焚烧的生命，探索在救赎中新生的希望。

    金城是困守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围城，是人类心灵困局的缩影，映射当代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精神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片红叶，被命运的风吹动，不知将飘向何方，但我们依然选择燃烧，选择飞舞，选择在飘零的瞬间绽放出最美的颜色——这就是人的尊严。

    白谛嘉被困在身份的金城。他深爱湘灵，却不得不一次次离开她。湘灵被困在仇恨的金城。父亲惨死狱中，丈夫被逼自刎，她的世界只剩下一个念头——复仇。仇世谅被困在欲望的金城。他对婉儿的痴情是真的，对青玉的父爱是真的，对杨照文的知遇之恩也是真的。可为什么他最终变成了自己曾经最憎恨的那种人？因为欲望的金城太坚固，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灵子也曾被困，但她最终选择用悲悯来化解仇恨。金城不再令她困惑，是因为她与巍峨、与母亲、与衡阳、与落霞、与善良的人们的“相互关联”。当她用催眠术为落霞疗愈心灵创伤时，她也在疗愈自己；当她说服母亲暂缓复仇时，她也在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往光明的路。“红叶舞金城”的一个深层意象，是无数鲜活、复杂、充满挣扎的生命在命运迷局中飞舞、碰撞、追寻的动态图景。

    我把故事背景从唐朝改为鎕朝，是为了挣脱具体史实的束缚，进而获得探究永恒人性的自由。小说人物大多有复杂心理维度和命运深度，他们是在具体境遇中挣扎、抉择、变化的活生生的生命。例如嬴醇，他在权力欲望与亲情间激烈挣扎，其形象充满悖论：既有逼宫的决绝，又有童年兄长相救的温情记忆。他从跪地、低头、咬牙到起身、怒视的一系列动作，配合其情绪激昂的独白，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人在愧疚感和野心间的痛苦挣扎。仇世谅从热血青年到心理扭曲的权宦，他的堕落是个体在特定制度与历史情境中的必然结果。他手上沾满鲜血，心里装满仇恨。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寻找婉儿时变成了不知所措的孩子。他是被命运扭曲的可怜人。姜恰和春儿“得成比目何辞死”的爱情信条，最终成为他们走向毁灭的预言。爱情本身没错，但当它与社会规范发生冲突时，它可能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主题是“变与不变”。人物在变，局势在变，情感在变。不变的是悲悯。灵子有机会刺杀孝帝，但她没做，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悲悯。她感知到了无数可能被这场刺杀牵连的无辜者的眼神。那一刻，仇恨的深渊边有只手拉住了她。这只手就是悲悯。悲悯是什么？是看清了人性的复杂后，依然选择爱；是经历了刻骨仇恨后，依然选择宽恕；是深知这世界充满不公，依然选择善良。悲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面对无解问题时，我们依然能够保持的人性尊严。

    ■ 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寻找”。湘灵寻白谛嘉、灵子寻父、巍峨寻灵子、仇世谅寻婉儿……“归去难复还”章节中说：“几年过去了，从大鎕的各个城市到数不尽的乡村，从无数个黎明到无数个黄昏，她不停地寻找着白谛嘉。或许，只有寻找，才能让她心安。”北邙山的白谛嘉也在寻找。他虽然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但他每天重复着同一件事——画湘灵和灵子。那数千张画纸上凝固的，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用身体记住的爱。那是刻进骨血里的本能，是灵魂深处永不熄灭的寻找。当白谛嘉终于唤出“湘灵”二字时，彼此十三年的寻找系成了同一根绳。

    在更深的文化层面上，他们是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小说中，明月象征着失落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根源。湘灵寻夫十三年，无数个夜晚，她仰望明月。她相信，白谛嘉一定也在某个地方仰望同一轮明月。这份相信，支撑她走过了十三年的风霜。我们和我们的精神家园无限路遥，又有几人能真正归家？

    小说在叙事上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这不仅因大量古典诗词的穿插，更在于其整体节奏的诗化。如“春江花月夜”一章，将白谛嘉和湘灵的故事与张若虚的千古绝唱交织，使个体生命的情感经验获得文化原型的共振。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典籍、诗词、礼仪等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国风图景。《广大行》里有韩愈、白居易、元稹、李贺、李商隐等大唐诗魂的化身，这种召唤不是怀旧，而是希望能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资源注入力量。

    ■ 破独行，致广大

    “高塔”与“深渊”是我设计的哲学隐喻。无漏塔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境界的象征。塔尖的崩塌，既暗示着一切坚固等级的解体，也暗示着中华智慧的最高峰确有破除一切实有执念进而解决一切苦难的可能。与此对应的是“深渊”意象：白谛嘉被迫害后陷入的心灵深渊、历史真相被掩埋的伦理深渊。这种“塔”与“渊”的辩证结构，构成了小说深层的精神地形：人类既向往超越性的精神高度，又很难摆脱历史与记忆的沉重引力。

    小说用古典意象和隐喻系统解构人类共同困境。红叶、明月、锦瑟、青玉佩、青鸟、烛、塔等古典意象，既营造意境，也隐喻人物命运。小说中“烛”这一意象反复出现，烛光既是照明工具，更是历史的隐喻——在昏暗的历史长廊中，人类只能凭借有限的微光摸索前行。悲剧意识的贯穿是小说美学上的一个特点，但小说并未陷入悲观，而是在悲剧中展现人性光辉，如白谛嘉的悲天悯人，灵子的纯真美好。小说在展示复杂人性的同时，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葛青确实对人间失望过，但他对这人间永远不会绝望。黑夜里微弱却坚定的烛光，毕竟照亮了眼前的路。

    如果认为“传统武侠”只是武林争霸、打打杀杀，没有深度的人性思考，那么《广大行》当然不属于传统武侠，文中的武功往往难敌叵测的人心。如果认为传统武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古典美学与思想内涵，探究文化与人性内核，那么，《广大行》属于传统武侠。《广大行》承载了严肃的历史思考和人文关怀，在历史的尘埃中叩问永恒的人性，在异化了的权力的阴影中守护不灭的情义，在命运的洪流中寻找个体的微光。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广大行》是对传统武侠的解构与重构，是一部属于我们时代的人性寓言。

    对我而言，创作不是作者一个人的独行，而是在他人智慧、情感与期待的共振中完成的，是在与他人的对话、碰撞与盟誓中，突破自身认知局限，完成精神上的“广大行”。同时，创作时我常有被书中人附体的感觉，这种写作状态，是作者作为独行创造者的退位，转而听从人物自身生命逻辑的召唤。这实践了“破独行，致广大”的创作理念——作者与小说人物构成了共生的甚至是被其引领的同行关系。

    （作者曾任高校历史系教师，《法幢文集》系列丛书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