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以乡土社会为底色，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深刻交织。如今，近七成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现代城市文明正在取代农耕文明，中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明形态转型，历史正在发生波澜壮阔的交汇。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连接我们来处与去处的，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兼具理性与温度、承载着制度韧性与文明理想的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是一句修辞，而是城市中国可触摸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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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我们这个国家以乡土社会为基本底色。费孝通先生所论“乡土中国”，描述了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差序格局为结构、以宗法伦理为秩序的熟人社会。但进入现代以来，这一传统社会形态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构。尤其改革开放至今，城镇化率已接近百分之七十，超过9.5亿人口栖居于城市。这意味着，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社会结构，正在让位于以城市为主导的新的文明形态。    

    ■ 当“城市中国”

    成为最大现实

    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涵。它不仅是人口分布的统计反转，更是国家治理重心的结构性位移。城市已经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活动中心。现代城市文明正在取代农耕文明，实现一场历史性的转型。

    转型从来不是线性展开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极短时间内叠加了西方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这导致空间重构、社会重组与价值重建三重进程高度压缩、同时展开。在乡土社会中，秩序依赖于宗法伦理与地缘共同体，风险通过熟人网络得以化解。而在城市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即高度异质、高度流动、高度个体化的陌生人社会。个体在脱离传统共同体的庇护后，直接处于市场风险与制度规制之下，其身份认同、权利诉求与责任边界都变得更为复杂且易生冲突。

    更关键的是，城市化并非在制度真空中进行。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新时代的数字化治理，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并非线性替代，而是共时性地沉淀于当前城市肌理之中。这意味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逻辑在同一时空中并存、交织，构成了城市治理独特的历史特征。这种制度叠加的复杂性，正是“城市中国”进程区别于西方城市化经验的根本特征之一。

    ■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是底层逻辑的变革

    在西方经典的城市化叙事中，城市常被视为增长机器。土地是资源，人口是要素，空间是交易对象。这一逻辑虽在特定阶段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其深层困境在于，当城市仅被理解为资本积累的场域，人的主体地位便面临被遮蔽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论述，以及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关于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部署，标志着人民性从政治话语升华为学术理论的核心范畴。人民性不仅是价值标尺，更是城市得以成为“城市”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主体，城市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城市的合法性不在于其物质繁荣的程度，而在于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承载能力。脱离了这一尺度，再繁华的城市也不过是“空城”。这意味着，城市治理的一切制度设计，都应以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尊严与潜能的实现为判准。

    古典文献中民为邦本的论述，本质上是“为民做主”。民是被动的施惠对象，其主体性并未得到确认。而现代语境下的人民性，要求的是“由民做主”。“民”是积极的参与主体，其意志应当嵌入治理的全过程。这一区别具有根本性。前者是策略性的治理技术，后者是本体性的价值承诺。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底层逻辑深刻变革。 

    在这一变革中，治理实践也面临根本性转换。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张力。人民性原则的确立，意味着明确划定若干不可逾越的底线。技术进步不能以制造“信息弃民”为代价，城市更新不能以生活世界的断裂为代价，治理创新不能以弱势群体的失语为代价。这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关于“不可交换的正义”的判断。某些基本的权利与尊严，不能因其在效率计算中的低权重而被牺牲。

    由此，在城市中国时代，发展和治理的首要任务便是在价值根基上回归人本正义。城市必须是人民的城市，而非资本或权力的简单投射。

    ■ 从“基于共同起源”的团结

    转向“基于共同生活”的团结

    在乡土社会中，土地承载着生存与情感的双重功能，是“祖业”而非“资产”，其交换价值长期处于遮蔽状态。而城市化的核心机制之一，便是空间资源的产权化与商品化。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从单位人变为产权人，这是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也催生了新的治理挑战。

    第一重挑战在于空间产权化与公共性困境之间的张力。当每一产权单元都成为自我封闭的堡垒，公共空间便面临“无主之地”的困境。居民基于物权法捍卫私有边界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承担却缺乏相应的制度激励，这导致邻避冲突频发。每个人都以正当的权利话语拒绝公共设施的邻近，却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的框架来承担必要的公共成本。破解之道不在于否定产权，而在于在产权制度之上重建公共性的载体，使个体权利与共同体责任得以在新的制度框架内达成平衡。

    第二重挑战在于科层理性与生活理性之间的错位。现代国家治理高度依赖科层体制的技术理性。规划决策追求全局最优、科学合规与程序正当，这本身是现代性的成就。问题在于，城市居民并非以抽象的“全局最优”为生活准则，而是以其身体在场的日常经验来感知和评判城市空间。这就造成了技术治理范式与具身体验之间的深刻鸿沟。

    这种错位的本质，是两种时间性的冲突。科层治理遵循的是“项目时间”，有明确节点、可量化评估、按计划推进。而居民的生活世界遵循的是“生命时间”，绵延的、体验性的、嵌入日常节奏的。治理的智慧，在于建立两种时间性的对话与调适机制，而非让某一方的逻辑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

    第三重挑战在于社会资本的重组困境。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一种基于长期交往、多重互动与声誉机制的社会资本。而在城市陌生人社会中，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趋于松弛，但新的社会联结机制尚未充分形成。这导致城市居民在享有个体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社会支持的匮乏与孤独感的蔓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资本在城市空间中完全失效。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地缘性的同乡聚集、业缘性的职业社群、趣缘性的网络社群，都在以新的形式再嵌入城市生活。关键不在于消灭传统纽带，那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在于如何将其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社会资本。也就是从“基于共同起源”的团结，转向“基于共同生活”的团结。从乡土到城市，空间的演变、环境的调适不能仅依赖程序与规制，还需要有温度和情感的沟通联结。

    ■ 从乡土到城市

    “烟火气”仍是绵延不绝的生命气息

    传统城市规划以宏大叙事为特征，追求宏观结构的最优化。但宏观最优与微观可感之间往往存在落差。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治理逻辑，要求治理重心的下移与基本单元的缩小。“15分钟生活圈”的提出，其深层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配置，更是治理尺度的战略性重组。

    为什么是15分钟？因为这个时间半径恰好对应着步行可达的物理距离，也大致构成了日常交往可能发生的社会距离。在这个尺度上，治理才是可感知的、可问责的、可参与的。尺度重组的本质，是在超大城市中重建“可把握的生活世界”，一个既能承载现代城市功能、又能容纳日常交往与情感联结的中间层级。空间正义的回归，要求城市更新应在保护历史文化肌理与推动内涵式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我们正处于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深度交融的时代。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城市运行的效率，交通调度、环境监测、应急响应，无不受益于“城市大脑”的算力。然而，技术的深度嵌入也带来了风险。当算法开始定义谁可以获得信贷、谁应当接受检查、谁的诉求可以被优先响应，一种隐蔽的筛选机制便已形成。技术治理的深层悖论在于，技术越强大，技术失败或技术偏误的成本就越高。更重要的是，效率逻辑与正义逻辑并非一致。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可能将弱势群体系统性排除在服务之外。这并非出于主观恶意，而是出于效率最大化的无意识后果。

    因此城市中国的智慧治理，是一种嵌入价值理性的智慧善治。这意味着技术系统的设计需要引入人文价值的约束条件。评判一座智慧城市的标尺，不是其算力的峰值，而是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识别并服务于那些最不容易被算法看见的人。不擅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缺乏数字素养的低收入群体、流动性强难以被数据捕捉的从业者，都应成为技术关照的对象。数字时代的城市文明，必须以技术回归工具地位、人始终是目的为前提。

    城市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更意味着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由人民参与。在城市社会中，居民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诉求显著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挑战在于，如何将这种参与意愿制度化、有序化、有效化。参与本身并非越多越好，无节制的参与可能导致决策瘫痪，而过少的参与则侵蚀合法性基础。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分层分类的参与机制。对于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需要广泛的公共讨论与共识凝聚。对于专业技术性事务，需要专家主导与公众知情相结合。对于直接影响特定群体日常生活的局部性事务，则需要建立受影响群体的深度参与通道。

    ■ 以人民性

    重构人与城的关系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文明形态的转换。这场转换的终点，是开创一种社会主义城市文明新形态。这一新形态的特征在于，在这里，城市不是冰冷的生产消费机器，而是具有内聚力的生命共同体。它既拥有现代科技赋予的运行效率，也在努力保留乡土文明中守望相助的情感遗产。它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更通过制度设计来矫正市场机制所内生的弊病。

    城市中国，本质上是缔造一个高度复杂、持续演化的人造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没有先验蓝图，其制度细节是在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在矛盾冲突中磨砺出来、在试错调整中逐步完善的。治理的终极目标，可概括为让每一位城市居民，无论其籍贯、职业、年龄、收入，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尊严的确认、希望的延续与温情的归属。当我们构建起覆盖数亿城镇人口的心理安全网、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重建信任的制度密码、建立起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相平衡的治理架构，我们才能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再是一句修辞，而是城市中国可触摸的现实。 

    历史正在交汇。乡土是我们的来处，城市是我们的去处。而连接来处与去处的，正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兼具理性与温度、承载着制度韧性与文明理想的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理论年度特献 策划：鲁珊 统筹：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