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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 2024年05月1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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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建 人民当了家

    1949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头版刊发武汉军管会布告,决定在武汉发行人民币,规定人民币为全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

    1954年10月30日,汉口码头上,四面八方不断地把建设物资运到武汉来,这是武汉关前的码头上。      姚少沧 摄

    上世纪50年代,武汉市茂记皮鞋店实行公私合营化,生产了很多新产品。

    1955年12月31日,新建成的江汉桥上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     郭雷震 江洪 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发行公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图为武汉的工人们正在购买公债。(AI修复)

    武汉刚解放时,国民党政府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商业凋敝,工业瘫痪,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片热土上,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铺开蓝图,重振山河。

    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体制,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整顿码头问题,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让国民经济逐步稳定。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码头工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莫元钦老人今年86岁,正在家乡广西北海休养。1960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市委工作,至1999年6月正式退休。

    5月10日,莫元钦在电话中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他在武汉党史办工作期间,接到了一项研究武汉解放中码头工人如何进行抗争、如何从被压迫到翻身的过程的专题研究。为了做好这项研究,当时30多岁的他常常“混迹”于汉口码头,与亲历过武汉解放的码头工人聊天。

    在此后的七八年里,莫元钦时常去码头调研。他被码头工人悲惨的生活以及坚定的抗战意志所打动。“解放前,江汉关的长江上都是帝国军舰。码头工人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被剥削被压迫,却从没屈服。”莫元钦说,在武汉解放前后,武汉是临近各省区的米、棉、茶和竹木等农副产品集散地,沿江沿河上的码头设施一个接着一个,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是武汉不可或缺的劳动大军。

    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码头地盘长年为封建把头所操纵。码头工人的酬劳不仅经过头佬的层层盘剥,十分微薄,逢年过节还要给头佬“进贡”。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到码头业务大、油水多,与封建头佬狼狈为奸,成为压在码头工人头上的“两座大山”。

    武汉解放后,中共武汉市委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码头问题极为重视,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解决码头问题,会上组织了码头研究委员会。1949年9月22日成立直属市人民政府的武汉市码头管理处。1949年5月底,武汉码头工作组党支部、工会工作组党支部等多个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成立,码头工人看到了希望。工作组从调查入手,深入基层,广泛地与码头工人交朋友,做码头改革的发动工作。

    同年9月,武汉市码头管理处成立,开展保障工人正当权益、清除对码头工人的封建剥削行为,建立正当运输制度,巩固社会治安,对反动分子和恶霸进行镇压等行动。同年11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规定不许坐地分肥、不许敲诈勒索、不准打架行凶。

    “可以从一号布告里看出,码头工人的日子过得有多难。整顿武汉码头运输事业,对稳定繁荣武汉经济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就是关于整顿码头的原因。”莫元钦印象最深的,是码头工人讲述的关于控诉恶霸头佬尹四保、恶霸刘汉民的故事,“工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人阶级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码头反霸斗争自1949年8月到1951年12月,先后开了反封建斗争会200多次,市法院判处恶霸头佬212名,彻底摧毁码头封建把持制度,砸碎了百年来沉重的封建枷锁,码头工人成为码头的新主人。

    在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整顿下,武汉市搬运公司于1951年成立。1952年底,武汉码头改革胜利结束,码头封建统治历史结束,实现改封建把持的所有制为新民主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转变。在公司制度保障下,制定统一搬运力资标准,工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同时也不苛索客商,武汉码头服务水平得到好评。

    被码头工人的故事打动,莫元钦先后写了多篇关于武汉码头工人的抗战故事。“人民政府将整顿码头作为解放后的第一大任务,举全局之力让码头工人翻身,也拉开了经济繁荣的序幕。” 

    ■ 人民币让老百姓不再有“钱变废纸”的恐慌

    5月11日,长江日报记者拨通贺长树老人的电话,家住黄鹂路社区的他得知采访意图,声音里透着兴奋。“75年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贺长树今年88岁,武汉解放那年,他随父母住江岸刘家庙附近,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在江岸火车站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

    “武汉解放前夕,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差。我记得当时的货币是国民党政府印发的金圆券,几乎已经成了废纸。金银黑市猖獗,物价飞涨,人民群众生活困难。”贺长树说,父亲每个月发官饷,发出来的金圆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贬值”,“那时父亲让我帮他领官饷,交代我拿到金圆券后马上换成银元。因为同样数额的金圆券,上午还能换一斗米,到下午只能换半斗了。”

    武汉解放后,整个城市旋即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生政权所接管,而新政府的首要动作,便是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体系。贺长树特别提到,当时的《长江日报》会定期在报头位置刊登物价情况。

    记者查询发现,1949年6月22日,《长江日报》首次在报头右侧处公布昨日金银牌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汉口分行公布,银元每枚兑人民币一千二百九十元,赤金每两兑人民币八万三千八百元。头版还刊登《武汉军管会及湖北省人民政府明令禁止使用金银》,强调人民币为全解放区唯一之法定统一货币。此后每隔几天,《长江日报》都会在报头左侧处公布《今日工薪实物价格》,明确大米、洋布、麻油食盐、煤球等生活用品的价格。

    贺长树说,解放后,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基本是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共产党的财政也非常困难。“但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稳定下来。”

    为医治战争创伤,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中央人民政府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公债面值与物价指数挂钩。1949年12月31日,《长江日报》报头右侧刊登的《人民银行总行元月上旬公债牌价》写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地方的米、面粉、布、煤四种实物平均价格,制定1950年一月份上旬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每“分”的牌价,每分公债是人民币14055元。

    “物价稳定了,我们不再担心货币随时贬值,基本生活也有保障了。”贺长树说,“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老百姓是如何从民不聊生,望着米缸度日,到现在衣食住行样样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