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戏曲大码头”的昨天、今天、明天

    □ 黄蓓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她地处两江交汇之所，“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明末清初时已是人口炽盛、商贾云集的商贸重镇和人文荟萃之地。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武汉戏曲大码头”在汉口初具雏形。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武汉成为“华洋并立”的大都市，“戏曲大码头”也日渐繁荣，“货到汉口活，戏到汉口红”的民间赞语可资佐证。

    作为“戏曲大码头”，武汉拥有深厚的戏曲文化积淀，戏缘深、戏脉广、戏份重、戏迷多，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花鼓戏等剧种在这里的茶园、剧场同台竞奏，争妍斗艳。作为一代宗师谭鑫培的故土，这里曾走出一大批各剧种名伶泰斗，武汉为中国戏曲界奉献了无数名角、名编、名导、名剧，可以说，一部湖北戏曲史，半部在武汉。也正因如此，武汉戏曲的兴衰指征着湖北戏曲的发展趋向，武汉戏曲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为全省乃至全国城市戏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2016年，湖北省文旅厅正式提出武汉“戏曲大码头”建设的战略构想，戏曲剧目创作、人才梯队建设、举办节赛活动，戏曲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送戏下乡、惠民演出，场馆建设改造、院团设备升级，戏曲理论研究与批评，戏曲文化消费、市场培育、非遗抢救、对外宣传推广等大量有益的工作，进一步彰显了武汉作为中部戏曲重镇的地位，“戏曲大码头”品牌建设成效显著。

    然而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环境变化，“戏曲大码头”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前中国戏曲普遍存在的问题，诸如传统品质退化、现代创作底气不足、艺术生态失衡、演出市场萎缩，多数剧团缺少独立“造血”功能，传统戏曲艺术遗产流失严重等等，也或多或少存在于武汉的戏曲发展格局中，这是令人遗憾的。居安思危，当前戏曲发展需要不间断地思考、探索，努力寻求守正创新、发展突破新路。

    就戏曲发展内驱力而言，其核心是剧目建设，剧目生产是“戏曲大码头”的生命。20世纪，湖北各戏曲剧种曾出现过一批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编剧目，产生了“鄂派戏曲”和鄂派创作集体，引起了文艺界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对湖北戏曲的移植改编，对湖北模式的研究一度成为业界热点。进入新世纪后，湖北剧目创作有明显滑坡的趋势。虽然获得了一些奖项和荣誉，但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国内剧坛，可称为“新经典”、进入戏曲史的《膏药章》《徐九经升官记》《求骗记》《狱卒平冤》这类优秀剧目屈指可数，新创剧目能够作为剧团保留剧目长期上演的还不多，新编戏唱腔能够在戏迷票友中传唱的几乎没有。

    近年随着国家艺术基金、剧本孵化计划、“百戏工程”等政府资助项目的落地，地方戏曲创作经费问题有较为明显的改善。只是戏剧创作题材较密集地聚焦于地域性题材，明显出现定向戏占主导，题材狭窄，短时期内新创剧目在选题、视角、艺术手法上较多雷同等问题，缺乏丰厚的历史和当代生活的观照与思考，戏剧家仅为即时任务而创作，无暇沉潜到真实丰富的生活中去，深入戏剧人物的精神世界，发现并艺术化地表现有思想深度的戏剧内容，就容易使得戏剧创作整体呈现出浮浅、单一、概念化、教条化的面貌。放眼近年全国戏剧创作，审美类型不够丰富，真正具有锐意探索精神，用创作实践叩问戏剧理论问题，注重揭示人的生命体验和人性复杂性、展开历史文化反思、反映社会深层矛盾，富有意味、意象与意境的作品比较缺乏，戏剧故事情节表面化、模式化、二元对立，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主题指向单一，整体观照视角下移等问题比较突出。虽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强调“创新”“突破”，但大多都局限于编剧技巧、导表演艺术、服化音美等外在形式的变化，而在其思想内蕴和美学追求上缺少实质性的跃升。

    戏曲创作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就要积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那些能够真正拨动观众心弦、引发观众思考的题材。即使是定向戏也要注重其艺术格调、现代品质和思想深度，避免主题、题材、项目思维。创作者理解艺术创作须与真实的生活相接，那些严肃认真地观察、剖析人性，深入反映和思考社会问题，真诚对待观众的作品不会被时代淘汰，而虚假、浮夸、口号式的人物和故事是不能得到市场认可的。武汉曾有辉煌的戏剧编创全盛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有魄力、有信心，也有能力再次走在全国戏剧创作的前列。

    要生产出高质量、高水准的新时代经典，就要高度重视戏剧创作人才梯队的建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曾涌现过余笑予、沈虹光、谢鲁、习志淦等有全国性影响的编创人才，“鄂派戏剧”在业界引起瞩目与这些优秀主创人员的努力息息相关。新世纪以来，湖北戏曲创作长期处于有“高原”无“高峰”的状态。虽然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开办了各级编创人才培训班，湖北省也积极采取“一对一”传帮带和征集剧本、立项资助等方法弥合戏剧创作人才断层，扶助青年创作人员成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湖北和武汉的戏曲编创队伍仍然缺乏在全国具有竞争力、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这说明青年编创人才梯队的建设，尤其是领军人才的培养仍然任重而道远。

    近年在湖北省着力打造武汉“戏曲大码头”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武汉文化艺术迎来了市场繁荣的春天。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戏曲在整个演出市场中的份额仍然较小，市场仍然有进一步萎缩的可能性，因此在乐观面对戏曲利好发展期的同时，也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心和危机感。要培养观众，扩大市场，为戏曲营造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就需要在保有充分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契合点，增强戏曲适应市场的能力。戏曲院团不能消极等、靠、要，而要发挥优势，主动出击，积极与社会社团、高校、媒体、机构组织寻求合作，灵活采用驻场版、巡演版等多种演出模式，提供“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坚持送戏下社区、学校、部队、农村，主动走近观众，倾听意见与建议，成立和引导好戏迷组织，利用年轻观众熟悉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宣传，提升观众忠诚度，把与市场接轨、健全自身造血机制、实现艺术与票房双赢作为最高追求目标。唯其如此，“戏曲大码头”才能够在健康、自足的发展轨道上走得更为顺畅、长远。

    （作者系武汉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理事，湖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