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0个名字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3月26日，带着鲜花和点心，68岁的杨海燕又来看她的老伴田石头了。在刻有4800多个名字的纪念碑上，她很快找到了老伴的名字。2年前，田石头去世，家人遵照其遗愿完成了他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他的名字被永远刻在这里。

    清明节前，位于石门峰纪念公园内的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前摆满鲜花。3月26日，也是武汉市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日。送来这些鲜花的有逝者家属，有医学院学生，有志愿者，还有只是路过此处的普通人。

    ■ 扩建的纪念碑

    这是老伴去世后，杨海燕第七次来看他。陪同杨海燕一起来的武汉普瑞眼科医院工作人员说，在田石头中风的16年里，杨海燕一直悉心照顾他，直到他去世。

    退休前，杨海燕做过财务，开过烧烤店、服装店，2007年田石头生病了。“医生说他只能活3个月，结果他活了16年。”

    杨海燕说，生病后老伴还坚持做社区志愿者。2012年，夫妻俩就做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登记，在国外工作的女儿原本不同意，但后来还是尊重了父母的意愿。“我老伴说，生前没作什么大贡献，死后就为社会作点贡献。”

    这样的故事，黄顺兰每次听都格外有感触。61岁的她是武汉市红十字爱洒人间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2013年起，每年纪念日前后，她和10多名志愿者都会在现场为前来纪念的人们提供咨询、赠送鲜花、登记等服务。

    黄顺兰家住石门峰附近的还建小区。在小区当保安的丈夫听说有一户人家的小孩患有脑瘫，家庭困难，夫妻俩决定每季度给小孩捐200元，持续了3年。直到现在，黄顺兰还坚持义务理发，几年前她还资助了四川大凉山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2013年，她和丈夫第一次知道遗体捐献这件事，被别人的故事感动之余，夫妻俩也做了捐献登记。3个女儿原本不能理解，小女儿更是抱着黄顺兰大哭，黄顺兰安慰女儿：“人死如灯灭，不如作点贡献，后事也一切从简。”

    黄顺兰说，逝者家属现场最需要他们帮助的其实是找名字。一次，她碰到一对夫妻，因为一直没找到名字，母亲失声痛哭。黄顺兰了解到，这对年轻的父母捐献出了8岁孩子的遗体。黄顺兰一边帮忙找名字，一边安抚那位母亲的情绪。

    也有路过这里的陌生人在听到捐献者的故事后，不仅会献上一束花，还决定在现场登记。

    2005年3月26日，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生命之光”落成，由于捐献者越来越多，原先的纪念碑无法再容纳更多名字，2021年进行了扩建。这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遗体捐献纪念性设施，将2000年以来所有捐献者姓名均用铜牌镌刻在纪念墙上永久保存。

    ■ 无言良师

    看着眼前编号为Q12的白色箱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赵虎有些出神，里面装着的是同事王方的遗体。去年2月，王方因病去世后，家属遵从遗嘱将他的遗体捐献，“生死皆为师”。

    赵虎说，王方从事人体解剖学工作39年，从事遗体捐献接受工作21年，2018年退休后仍义务从事遗体捐献接受工作。“对于每一位医学生来说，解剖学最好的老师不是临床教授，而是这些无言良师。”

    每学期的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课程开课前，学生会手捧鲜花，向所有“大体老师”鞠躬，表达敬意和感谢。赵虎也会在每次的课程前告诉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拍照，是对“大体老师”的尊重。

    从捐献者去世到成为“大体老师”，这中间需要很多人努力。王方去世后，叶舟加入了遗体捐献接受工作。他说，捐献者去世后，他们会等待遗体转运通知，需要24小时待命。

    接受遗体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叶舟说，有的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他们不得不用担架，有的楼道狭窄得连担架都不能转弯时，他们就几人合力抬着，“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遗体磕着碰着”。

    到达接受站后，遗体需要经过防腐保存处理才能达到教学要求。防腐处理的过程不容易，赵虎和他的同事不得不面对化学物质可能带来的伤害。一次，赵虎走出实验室后发现眼前变得白茫茫一片，他的视力一度降至0.01。

    在解剖学系的教室里写着这样一段解剖学誓词：无言良师，授吾医理；敬若先贤，临如活体；正心恭行，追深辨细；德彰术精，修成大医。

    ■ 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位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捐献者家属接待室里，长江日报记者对器官捐献协调员阳雨的采访，开始后不久就不得不停止。手机铃声响起，一位处于维护期间的器官捐献者突然出现血压下降，阳雨快速冲了出去。

    和用于教学、科研的遗体捐献不同，器官捐献用于挽救生命，要和时间赛跑。护理专业毕业的阳雨坦言，在成为协调员的头几年，难以独自面对捐献者家属。

    “在捐献者家属最难度过的那个时刻，我们需要他们完成签字等一系列流程，这是协调员这份工作最煎熬的地方。”煎熬的时刻里，阳雨仍希望带给捐献者家属一些慰藉。她会留下一根捐献者的头发做成纪念品，送给家属当念想，也会努力宽慰那些崩溃中的家属“捐献者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

    一面是死亡，另一面是新生。最让阳雨动容的是一位捐献者家属摸着器官转运箱对她说的一段话：这个年我们是过不好了，但是会有其他几个家庭得到希望、得到新生，我希望他们能过个好年。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而能够获得移植机会的“幸运者”仅在2万人左右。

    2000年3月，武汉市正式开展遗体及器官捐献工作。那天，6位市民领取了捐献志愿者登记表，成为首批捐献志愿者，他们还一起到汉口小桃园喝了碗鸡汤以示纪念。在遗体捐献还被忌讳谈论的年代，这6位市民鼓起了巨大的勇气。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网站上，有一个遗体及器官捐献者网上墓园，上面记录着这些捐献者的生平故事。他们中有退役老战士，有售票员，有教师，有医生，有大学生……一位18岁的女孩为了捐献眼角膜，在生前最后时刻拒绝看电视，甚至拒绝流眼泪；一位捐献者生前写下《不为高尚》的日志——不为高尚，仅仅了却内心对科学的心愿。他们，都是善良的普通人。

    到今年3月，武汉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达8.2万人，累计实现了遗体、器官、组织捐献5300余例。

    在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一角，有人放置了一张卡片，上面写满诗句，诗的名字叫《生命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