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兵互动”给武汉带来坚韧和繁荣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教授、博士生导师涂文学的两部新书即将付梓，一部是他主编的《武汉城市通史》（8卷本），一部是他独著的《武汉城市史》（上下卷）。上周，他在接受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时表示：从城市史角度来看，武汉是中国唯一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城市；而“商兵互动”，是武汉城市生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武汉城市的历史是“商兵互动”的历史。

    ■ “因武而昌”，历代战争影响武汉城市形态

    武汉建城历史悠久。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商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汉口北郊今黄陂叶店建起了盘龙城。

    盘龙城的军事意图极为突出，不仅控制了当时的战略资源青铜，还有学者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征伐南方的军事据点”。

    东汉末、三国时期，烽烟四起，群雄竞逐。各路诸侯在龟、蛇二处夹江峭峙，筑起屯、垒、城、堡。两江交汇处的高阜上，更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最早的一座军事城堡是位于汉阳龟山西北坡的卻月城，东汉末一度成为江夏太守黄祖的军事据点和江夏郡治。此城紧扼汉水入江要道，具有城港一体的形态特征。公元223年，孙权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城西临江黄鹄矶上的那座军事瞭望台，即黄鹤楼之雏形，并最终演化为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南北朝时期武汉更是南北争夺的前沿阵地。刘宋政权在夏口城基础上构筑郢州城；刘宋时期的沈攸之叛乱和南梁侯景叛乱，双方在今武昌、汉阳多次交战；一直到公元587年，北周将军拓跋定率步骑二万攻取郢州，武汉在135年的南朝历史时段里，其中近80年是在战火纷扰中度过的。

    唐末五代，农民起义蜂起，军阀割据战争频仍，武汉再次陷入战争泥潭之中，王仙芝、黄巢转战江汉，曾两次攻陷鄂州。南宋时期，宋金对峙之际，武汉长期是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岳飞自绍兴四年（1134年）兼任荆南鄂岳州制置使起，驻屯武汉七年。他以武汉为基地，先后收复襄阳府及郢、随、唐、邓州、汉阳军六部，并北伐攻克商州、虢州，抵挡住了金军进一步南侵，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元末农民起义时，徐寿辉领导的起义军与元军多次在武昌进行较量反复争夺，曾两度攻下武昌。汉阳还先后成为徐寿辉天完政权和陈友谅大汉政权的“国都”达6年之久。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明清交战，交替进行，武汉成为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拉锯之地。其中张献忠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攻占武汉三镇并建立大西政权，后在明将左良玉进攻下退出武汉，将楚王府付之一炬。

    近代以降，武汉更是长期被战火所笼罩。太平军曾三克武昌，四占汉口、汉阳。1864年，捻军打到距汉口市区仅二十余里的黄陂滠口一带。辛亥革命时，汉口和汉阳成为规模最大、争夺最激烈、牺牲最惨重的战场，史称“阳夏战争”。北伐战争时，武昌城被围43天。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保卫战迫使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折戟沉沙铁未销，金戈铁马的战争叙事构成武汉沉重的城市记忆，亦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形态、城市性格和文化面貌。

    ■ “因商而兴”，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

    武汉早期的发展是“因武而昌”，中古以后，则“因商而兴”，商业贸易开始成为武汉最显著的城市功能。

    隋完成南北统一后，于开皇九年（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县治在今武昌区），同时改郢州为鄂州，治所也设于江夏。江夏之名一直沿用至清代。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县治在今汉阳区），汉阳之名沿用至今。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汉阳县治所迁至龟山南麓。自此，武昌、汉阳“双城”隔江而峙，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真正进入“双城并峙”时代。

    唐代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武昌（当时称鄂州）与汉阳不再仅仅用作军事要塞或军港，而且成为商旅辐辏的贸易港口，这预示着武汉城市功能开始发生重大转型，这一转型将持续下去，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

    唐朝中央政府地处关中，而财赋依靠东南，由东南运至关中的漕粮主要依靠长江与汉水为通道。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淮河水运被阻绝，汉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经汉水至长江直抵江南的这条通道遂成为攸关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而唐帝国的这条经济生命线到后来同样担当起了沟通中国东西两大经济区的重要使命，成为川陕豫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通道。鄂州处于沟通东南与西北水路通道的节点上，形成控引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正是凭借着这一枢纽地位，鄂州一跃而成“东南巨镇”。

    唐代鄂州的港埠功能齐备、转输贸易发达，成为长江流域中与扬州、益州、江陵等著名港口齐名的重要商港。沿江码头林立，江面上舳舻相连，沿岸街市喧闹，商贾云集，一派繁盛景象。大诗人李白对此印象深刻，写下了“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的诗句。史书记载，唐中期的广德元年（763年），鄂州江面曾发生一场大火，焚毁船只三千多艘，这还只是停泊在港口的部分船只。可见，“万舸此中来”并非夸张之辞。

    江南的鄂州繁华如许，江北的汉阳也热闹非凡。这里的港埠条件丝毫不逊于江对岸，它背靠龟山，东临长江，北面汉水，是过往船只必经之地。唐代，这里的航运与商贸已开始兴盛，吴蜀楼船连帆而过。到了宋代，这一带的港市更为繁荣，在时人眼里，汉阳“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武汉的“双城”隔江相望，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一幅商业都会的绚丽图景。

    到明清之际，延续了上千年的“双城并峙”格局被“三镇鼎立”的格局所取代，新近形成的汉口镇异军突起，一路狂飙，成为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的亮点。所谓“天下四聚”就是当时中国的四个商业中心，汉口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长江上、中游及广大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的汉口，其突出的优势就是水陆交通的发达。大交通孕育出大码头，大码头催生出大市场，大市场带来了大商业，大商业造就了大行业。

    有清一代，汉口的商业行业以“八大行”见称，“八大行”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八个商业门类。

    大码头、大市场、大流通使武汉的商业呈现出盛大的气象。全国各地商帮在此竞富逐利，各呈风流，把汉口市场搞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各地旅汉商贾纷纷结成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俗称“帮口”，于是就有了湖南帮、宁波帮、安徽帮、四川帮、山陕帮、药帮、钱帮等。各帮活动和议事的地方称为会馆或公所。清代中期，汉口的会馆、公所众多，达200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宝庆会馆、广东会馆、山陕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宁波会馆等，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

    1861年开埠以后，汉口市场进一步扩大。据统计，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经汉口出口的棉花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茶叶出口量一度占到全国的60%，桐油的一般年份输出占全国输出总值的40%，个别年份占60%～80%。1906年，江汉关统计的汉口港货物进出口总值约占当年全国贸易总值的12.4%，这一份额仅次于上海。此时的汉口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中心，中西部地区的农副产品主要通过汉口输往上海或外洋。其进出口贸易（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合计）长期位居全国通商口岸的前三名，成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武汉最终形成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鼎立的空间格局。武昌成为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汉阳成为府县治所之所在，汉口虽最晚出现，却后来居上，成为贸易、交通繁盛的商业大都会。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不仅仅是城市数量的简单增加，亦不仅是城市空间格局的某些变化，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武汉城市性质及城市功能的质的飞跃。在“双城并峙”时代，城市的性质、功能是建构在政治、军事及其带来的些许商业因素之上，不过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复刻版”而已。然而在进入“三镇鼎立”时代后，武汉城市的另类特征开始显现，商业、市场、贸易、流通等与传统中国城市与众不同的功能特质表露无遗。

    从“双城并峙”到“三镇鼎立”，更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质。武昌、汉阳的文化特质明显呈现出厚重、质朴、尚勇等与政治军事中心相适应的特征，而汉口则相反，其呈现的是商业氛围下的重利、开放、包容、善变、实用等若干文化特征，而在迈入近代社会后，汉口因首先开埠之原因，更呈现出了若干异质、现代的文化特质。三镇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武汉独特多元的文化风貌。

    【访谈】

    ■ 武汉的韧性在历史上屡次发挥作用

    读+：“商兵互动”是武汉独有的现象吗？

    涂文学：不能说是武汉独有，但是“商兵互动”在武汉确实表现得更加典型突出，对武汉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武汉既是重要的军事中心，久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重要的交通中心，是商家看好的商业码头；由于武汉尤其是汉口的商业和市场属性，往往战争结束以后，武汉能够迅速修复，市场再度繁荣，这在中国城市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个交替循环的过程中，武汉的两种城市功能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极致感”也是其他城市缺乏或者说不那么突出的。

    明末战乱，汉口尽成灰烬，但不到30年，汉口便于康熙年间再度崛起，成为“天下四聚”之一。当时，不少文人雅士游历汉口，惊讶于这里医治战争创伤的速度，留下了一些咏叹之作，如“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雄镇曾闻夏口名，河山百战未全更”。1810年，汉口曾发生过一次烧毁数万家的大火灾，但灾后重建工作非常迅速且卓有成效，“街市中截，弥望尽成焦土。然以货物所集之区，不难重构。一月之内……俱复其常”。

    辛亥武昌首义之后，清军南下镇压，爆发阳夏之战。冯国璋采用火攻战术，汉口除租界外多为焦土。但武昌起义后仅仅三年，“到1914年，城市80%得到重建”。当时的海关报告中盛赞武汉韧性：1912年初，“汉口城的废墟仍在冒烟……尽管交通严重受阻，城区还在遭受蹂躏，但1912年的贸易总值居然创历史纪录，超过1.55亿两，而1910年只有1.52亿两。在如此动荡多变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取得这一成果是中国人民治愈力的一个很好说明，也是汉民族商业活力的一个例证。”

    武汉城市较强的修复机制一是因其社会对其市场需求使然，二是得益于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城市共建，即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独特的城市建设机制。武昌起义后，国家和政府意欲主导汉口重建，但因政局动荡和经费严重短缺等因素，政府主导的汉口重建工程只修筑了几条马路，街道、市场和居民区的建设始终停留于纸面规划。于是，汉口商务总会等汉口民间组织主动作为，修路建房。经过将近5年的建设，在西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抵铁路边（今京汉大道）、东至大智门马路（今大智路）、南到保华街和湖北路（今中山大道）的范围内建起店铺及住房数百栋之多。这些新建房屋大多为西式洋房，区内街道铺以碎石，并铺设了下水道，形成了整齐的马路和成片的里弄，成为租界和特别区以外华界唯一整齐的住宅区，因此被时人誉为“模范区”。

    读+：“商兵互动”仅仅体现在战争与商贸的交替轮换之中吗？

    涂文学：不仅是交替轮换这么简单，我认为表现在三个层次上：

    首先是商兵并用，武汉由于独特的空间格局同时具备、显现着政治军事中心和商业中心两项城市功能。

    其次是商兵并重，无论是城市发展的起源，还是对城市的空间形态、城市文化性格，战争和商业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是商兵互动，一方面是在武汉城市发展历史进程中战争和商业活动交替或交织进行，另一方面二者交互作用，深刻影响武汉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精神面貌。  

    ■ “商兵互动”深刻影响了武汉人的性格

    读+：您提出，“商兵互动”深刻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和武汉人的性格，能否展开说说？

    涂文学：长期战争环境的历练，培养了武汉人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应急能力强、决断水平高的独特禀赋和坚毅品格。武汉人敢于尝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有一股“蛮”性。这样的武汉人留给外地人一种爱憎分明、脾气火暴、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印象。

    久远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滋养出武汉人务实尚利、求实趋新的行为取向，这种行为取向不仅将武汉人培育成商场上的行家里手，而且启蒙了他们的“现代意识”，使他们较早地具备了对城市事务高度关注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自治意识，近代的武汉市民是一群有主见、敢参与、善竞争的人，是一群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离经叛道的人，而正是他们，使武汉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使武汉这座城市在封建社会的晚期显露出了一丝“近代”的晨曦，透出了一种“别样”的风采。

    “商”与“兵”的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武汉的城市文化特征与城市个性特质。长期以来的战争动乱与商业码头的高度流动性，使得武汉城市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对于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吸纳能力很强，有一种普遍的变革、趋新意识。武汉的码头不仅转输商品，也转输文化。商品、人口和文化的流动，使武汉这个移民城市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文化宽容性。如汉口市民在民国初年就追捧新剧（话剧）。城市文化因此而呈现时尚浪漫的多彩风貌，并成为向内陆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桥梁。

    从经济角度来说，商业口岸商品与人员的快速流动，使得武汉人拥有了对市场的敏锐觉察力和灵活的市场操控能力。竞争性使武汉人很早就拥有了市场意识。美国学者罗威廉就曾高度评价汉口的经济是一种“理性经济”。但是又因为动荡不居的战争环境和“转输贸易”的商业经营方式，使得汉口的商人们热衷于进行投资少、回报高、时间短的投机生意。

    读+：武汉人的性格就这样被决定了吗？

    涂文学：当然不是。人是环境的产物，随着和平时代的持续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武汉不仅远离了战争，而且正发展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一些从农业时代、冷兵器时代、小商品时代遗留下的“基因”，正逐步被稀释、淡化。城市的功能、格局、环境变了以后，城市的文化、城市的性格、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慢慢改变。

    当然这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传统的城市性格，包括一些负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还是会经常出现，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的城市文化将是朝着更加良性、更加现代的方向去发展。

    ■ 武汉城市史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

    读+：花大气力研究武汉城市史，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

    涂文学：只有将武汉城市发展史置于中国城市史的视角之下，才会凸显“武汉研究”的价值。

    中国城市历史经历了商周及战国“邑制城市”、秦汉以降“郡县城市”、明清时期“工商市镇”、晚清民国“现代都会”等发展阶段。

    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由于特殊历史机缘（城市起源早）和独特空间形态（三镇鼎立的组合城市格局）,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完整地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城市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和四种城市形态，在不同的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穿起来了。一部武汉城市史，就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

    盘龙城将武汉城市起源定格在3500年前，武汉是中国最早兴起并具有典型“邑制城市”的城市之一，在中国省会城市中，武汉城龄仅次于郑州和杭州，位列第三：郑州5300年，杭州5300年，武汉3500年，北京3100年，西安3000年，广州2000年，上海700年，天津600年。

    北京、西安、郑州、广州等城市历史悠久，但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全国或区域政治中心，历史上只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和现代都会三个阶段，而纯粹工商功能且具有体制外属性的工商市镇则与之无缘；上海、天津建城历史较短，没有邑制城市的城市履历；苏州明清以来工商业发达，但它长期以来是作为地区行政中心而存在的，同样不具备工商市镇“体制外”、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这样一些特征。

    武汉作为唯一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的城市，是由其独特地理位置和空间格局决定的。特别是汉口崛起于明清之际，此时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完成，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重心，江南工商市镇勃兴，汉口因其突出的商业功能和非行政中心的单一商业城市而成为其典型代表。正是由于武汉城市在时间演进和形态类型与中国城市史的高度契合一致，武汉城市史的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个体城市，以此为蓝本认识和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范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