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抗战号角的诗人

    □ 徐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艾青正在法国巴黎学习绘画。有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法国人走过来，对他大声说道：“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

    艾青在《艾青诗选》序言《我的创作生涯》一文里，回忆起这一幕时说：“一句话，好像在我脸上打了一个耳光。”三个月后，他从马赛动身回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天，艾青在从上海来武汉的沪杭道上，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其中有这样的“预言”：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着的血液。

    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和全面抗战的决心与信念。诗人也坚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将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这首诗，也成为艾青吹响抗战号角的先声。

    1937年冬天，艾青和一大批诗人、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会聚到武汉从事抗战宣传工作。这时候，战争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关头，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甚至提出了和谈的主张。

    艾青居住在位于昙华林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间狭窄而阴冷的小屋子里。当时，武昌昙华林一带，聚集着中国国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反法西斯文学家和艺术家，包括日本作家鹿地恒、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英国诗人奥登、英国作家衣修伍德等。12月28日这天，在昙华林住地，艾青满怀悲哀的心情，写出了继《大堰河——我的保姆》后的又一首名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头是这样两句：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全诗写得沉痛而悲凉。诗中写到了战争使得积贫积弱的祖国所遭受的国土沦丧、人民受难的屈辱：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拥挤在

    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但诗中也表达了中华民族面对苦难奋起抗争、英勇不屈的强大意志。他在诗的结尾写道：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诗人写这首诗时，天空只是充满雪意，并没有真的在下雪。晚上他把诗写完了，第二天，竟然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回忆道：“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那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预感的。”与其说这是诗人的“预感”，不如说这是一位赤诚的诗人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深沉的感知与牵念。

    1938年1月16日，诗人又写了《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一诗，发表在刚刚创刊五天的《新华日报》上。此诗一扫诗人昔日诗篇中忧郁和悲哀的色调，表达了救亡图存、誓灭日寇的民族决心：

    让我们射击那

    闯进我们国土来的盗匪……

    射击那

    带给四万万五千万人以无止境的悲苦的太阳旗

    ——侵略的标志

    ……

    我们要战争呵

    ——直到我们自由了。

    在武汉期间，他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武汉抗战文艺活动，与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发布了《发起趣旨》，大声疾呼“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当时，茅盾在武汉筹办《文艺阵地》杂志，艾青应约担任特约编委，还数次参加了胡风主持的《七月》社召开的抗战文学讨论会，就当时文艺运动、诗歌新形式的探索和旧形式的利用、诗的大众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抗战诗歌活动中，艾青极力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主张诗走上街头，走向广场，担负起动员民众的历史职责。他竭力倡导“朗诵诗”与“街头诗”的群众诗歌活动，使诗歌走出文艺沙龙，深入抗战前线，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作用。

    1938年春天，艾青应李公朴之邀，短期离开武汉到陕西工作。这年5月，当周作人在北平投敌的消息传来，艾青出于民族大义，挥笔写下了《忏悔吧，周作人》一诗，痛斥了周卖国求荣的卑怯的灵魂：

    周作人

    你能忘掉自己

    是这流血的种族的子孙么？

    周作人

    你能容忍

    狞笑的恶魔

    在你兄弟的坟墓上跳舞么？

    诗中表达的感情，代表了当时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爱国的热血青年的愤慨与道义感。他在诗中还这样坚定地预言道：

    周作人

    残暴的敌人是会消灭的

    而受难的祖国是会胜利的。

    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沿途，艾青经过了武胜关、风陵渡、潼关等地，写下了《风陵渡》《手推车》《乞丐》等短诗和长诗《北方》。因为临汾吃紧，诗人不久又从陕西返回武汉。此后，住在武昌的几个月中，艾青写出了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抗战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地位的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抗战诗篇，如长诗《向太阳》，短诗《人皮》《我爱这土地》等。在此期间他还写过一首《反侵略》，成为当时武汉最流行和最具号召力的朗诵诗之一。

    1939年春天，艾青在从武汉去往桂林途中，又写出了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名作。1940年初，艾青到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教了半年书，写了《旷野》《冬天的池沼》《树》等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这年5月，他在由湘赴渝途中，创作了叙事长诗名作《火把》。

    这首长诗，截取武汉军民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十万人火炬大游行的壮阔场面，讲述了几个知识青年在大时代的抗战洪流中觉醒与奋起，纷纷迈出个人狭小的天地，高呼着“给我一个火把”，毅然加入抗日救亡的“火的队伍”和“光的队伍”之中。诗中描写的火把游行，既是写实的场景，同时，火把也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

    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

    让我们的火把

    照亮我们的群众

    挤在街旁的数不清的群众

    挤在屋檐下的群众

    站满了广场的群众

    让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都以笑着的脸

    迎接我们的火把

    让我们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们到街上来

    ……

    让所有的人

    都来加入我们这火的队伍

    ……这些充满号召力和鼓动力的诗句，是响彻在抗战长夜里的嘹亮号声，也是对国民党投降派掷地有声的回答：“让卑怯的灵魂/腐朽的灵魂/发抖在我们火把的前面”。

    在时代洪流面前，每一个青年都面临着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奋进与畏缩的抉择。因为，“这时代/不容许软弱的存在/这时代/需要的是坚强/需要的是钢和铁”。诗人坚信，只有当所有火把汇聚到了一起，所有的青年人都和全国民众站在一道，紧紧挽起抗争的臂膀，我们的火把就能烧穿整个黑夜。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艾青和几位进步的文化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在延安，作为文化战士的艾青，又写下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时代》《野火》等杰出的诗篇，继续高声吹奏抗战的号角：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借你正直人的嘴

    请带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

    和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

    诗人用嘹亮的号声，向在漫长的浴血奋战中苦苦等待的军民，传送着胜利的信念和“黎明的通知”，告诉全国同胞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可以说，正是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宣传的那段日子里，在全民抗战的时代烽火中，艾青从一个“吹芦笛的诗人”，迅速成为一个奔向太阳与光明的“吹号者”。

    他在《吹号者》的引子里曾写到，吹号者“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在祖国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诗人没有祈求自己会有更好的命运。他希望自己也能像一名吹号者一样，用嘹亮的行进的号声，“给前进着的步伐/做了优美的节拍”，哪怕喉咙里飞出血丝，哪怕“寂然地倒下去”“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

    这种深沉而又炽热的感情状态，不正如他在抗战初期写的那首短诗《我爱这土地》里的名句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