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年代

    □ 鄢元平

    我一直认为，为诗的时代停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到处轰炸着诗歌。

    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爆炒着各种名诗和金句，每个年轻人似乎都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捧香喷喷的蚕豆一般的佳句递给别人尝几口。

    归来的老诗人，如艾青、公牛、曾卓，与横空出世的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河等，让诗歌的天空既有晚霞的璀璨，又有晨光的明媚。

    游弋在大学的池塘，水草丰美，鱼食充足。

    印象中，这种文学的金色年华，延续了二十余年，直到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将那些诗歌的池塘和文学的树林，全部冲毁。

    我1981年考入华师历史系，1983年，一个猛子扎进诗歌的深水坑，对诗歌的迷恋，让自己变得有些癫狂。先是在学校国庆征文中获一等奖，后又在校刊《摇篮》和华师校报上发表诗歌散文。1984年，在湖北台与武汉台联合举办的“国庆朗诵诗征文”中获奖后，便似乎成了华师诗歌界的人物。

    那时候，华师有桂子山诗社、武大有浪淘石文学社、华工有夏雨诗社、湖北财经学院有开拓文学社。

    朦胧诗派对大学生的影响是现象级的，继朦胧诗派后，又出现了后朦胧诗派，又被称为大学生实验诗群，或第三代诗人。西部有莽汉诗群，新疆有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首的新边塞诗派，云南有以于坚为翘楚的口语化诗人，还有以翟永明为首的女子诗群。繁荣的诗坛，变得有些光怪陆离。

    湖北的诗歌，老的有曾卓、白桦、骆文、莎蕻、田野、管用和，中的有叶文福、刘益善、熊召政、董宏量、饶庆年，少的有王家新、高伐林等。

    湖北的诗歌创作虽也算得上气象万千，但少有抱团树旗。

    湖北的大学生诗赛便是在这种状态下突然爆发起来的，在校的诗人们需要一种横向勾连，需要把一片片零散的风景连成一片有生气的花地……

    当时，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的秘书长马竹来函邀请华工夏雨诗社和我们华师桂子山诗社的负责人聚议大学生诗歌走向，结果，在马竹的宿舍，来了夏雨诗社的社长鲍勋和桂子山诗社的负责人周勇和我。

    大家在一起谈得激情四射，最后的一致想法是将湖北的几所大学文学社、诗社联合起来，成立“湖北大学生文学联合会”。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想法没能实现，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次聚议，湖北的几所大学的文学社负责人有了经常性往来。

    印象中，第一次非正规聚集是华工夏雨诗社鲍勋组织的菊花诗会，当时参加的有华工的鲍勋、熊红、杨增能，武大的有马竹、沈超，华师的有我、韩雨、周勇、李尔葳、周雁羚，中南民院的有杨彬。其实，那也就是一次聚集，没有什么朗诵诗之类的正规程序，大家在华工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游玩，照相，谈诗，谈文学。因为小山坡上长满了菊花，所以，我们将那次聚集称之为“菊花诗会”。

    之后，华师院团委、学生会便在我与周勇的建议下，开始策划规模宏大的“一二·九诗赛”。

    华师每年都会在“一二·九”来临之际组织大型活动，我进华师后，参加过几次“一二·九篝火晚会”。

    据说，当时院高层对诗赛很重视，院报、院广播台都参与了此事的组织，我与周勇具体负责对湖北的作家、诗人的邀请，邀请他们当评委。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对其他院校参赛的文学社团的联络。

    现在想起来，估计再没有哪个大学生诗赛会邀请如此多的评委，湖北在汉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委来了四十余人，也是在那次诗会，我认识了曾卓、白桦、骆文、莎蕻、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熊召政、董宏量等湖北文坛老中青大家，也是在那次诗会，我与已从华师毕业、在《湖北青年》任职的，当时在诗坛已小有名气的舟恒划有了第一次接触，当然，后来，鲍勋、舟恒划、我、马竹四人后来相处相交四十年，兄弟般处到现在，被赵国泰老师和邓一光老兄称之为“南方四君”，那是后话了。

    估计，之后，也没有哪次大学生诗赛能超过我们那次有如此多的大学参赛了，共二十余所大学参加了那次“一二·九诗赛”。整个华师大礼堂挤得满满的，礼堂外也挤满了人。

    那次大赛留给我印象深刻且让我经常回味的有三件事。

    一是我与周勇去湖北省军区大院白桦的家中邀请他做大赛评委。那时白桦在中国诗坛算得上顶级大咖。第一次见如此有名的大诗人，我与周勇显得畏畏缩缩。没想到白桦诗人挺柔和，且善谈。白桦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有诗人气质的诗人，他很真挚，不伪装。他在诗赛中，执意要求上台朗诵他的诗，组委会同意了，结果，堂堂评委，与学生一起参加诗赛，弄得有的评委悄悄问我，他的诗要不要也打分？

    二是大赛开始的那天，院里派车让我与周勇去湖北省文联大院接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诗人骆文。印象中，车到简陋的楼房外时，寒风中等了很久的骆文身边还有个年轻人，骆文指着他说，这是诗人熊召政。也是凡事藏缘，当时，我哪里知道，二十年后，我会到湖北省文联大院来，而且一待便是二十年，直到退休。现在想起来都不禁莞尔一笑，原来当时接的是两个湖北文联的主席。

    三是只要回忆“一二·九诗赛”，耳朵里便会无缘故响起一遍嚼面包喝矿泉水的声音。“一二·九诗赛”因为参赛的学校多，诗赛时间长，校方没给评委准备中餐，估计更谈不上评审费。评委坐台下前三排，到了吃饭时间，院里便让我们给每位评委一袋面包、一瓶矿泉水。于是，当时的情景便是，台上的大学生仍朗诵着诗，台下是一片拆塑料袋的声音、嚼面包的声音、咕噜喝水的声音，因为我在评委席做服务，所以，这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当时我也饿得不行，但我不具备享受面包的资格。所以，那嚼面包的声音，至今想起来，都还十分诱人。

    “一二·九诗赛”后，武大浪淘石文学社举办了武汉高校“樱花诗会”，当时的具体组织者是马竹和沈超，参加诗赛的有湖北近十所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举办了武汉高校的“五四诗赛”，参加的亦有十几所大学，之后的诗赛，其规模都无法与华师的“一二·九诗赛”比肩。

    湖北高校在举办诗赛的同时，文学社团之间的交往也频繁，同时，与校园外的文学团体也有交集。记得，当时在校内文学、诗歌讨论会经常有校园外的业余诗人参加，有时讨论会很激烈。那时有三个业余诗人现在还有印象，一个是解志伟，另外两人是刘帮明和谷未黄。解志伟曾在湖北图书馆举办“曾卓诗歌朗诵会”，我们几家诗社都参加了。

    也经常有外地诗人来湖北高校拜访谈诗。最有名的是周伦佑和潘洗尘。当时诗坛出了两兄弟：周伦佑、周伦佐，虽算不上一流，但名号我们是知道的。周伦佑分别在华工和武大都做了诗歌讲座，有些影响。潘洗尘是《六月，我们看海去》的作者，当时仍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他那首“看海去”的诗在全国大学生中的影响很大。

    1983、1984年湖北高校大学生诗歌活动轰轰烈烈后，1985年，我与马竹、鲍勋沉静下来，觉得湖北高校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文学精神和诗歌主张，应该抱成团以此形成湖北乃至全国的诗歌新力量。于是，在马竹的建议下，我们在湖北高校树起了“南方诗派”的旗帜，我们在湖北高校四处拓展“南方诗派”的主张，甚至以《南方诗派》为刊名，编印了一本油印刊物《南方诗派》。记得当时临近毕业，而参加一些诗歌活动，让我出现了经济拮据的状况，油印刊物需要钱，我、马竹、鲍勋每人四百，我那四百块钱是花言巧语，找一个同班的荆州女同学借的。

    那时候，全国各地各种诗派诗群如雨后春笋，湖北人不太能抱团，“南方诗派”在当时的诗坛几乎不如雨落芭蕉的声响，连湖北文坛也鲜有提及，唯当时的诗评家赵国泰在《武汉青年报》为我们“南方诗派”写过评论文章，正是他的文章，以及当时主持青年报的邓一光的多次提及，鲍勋、舟恒划、我、马竹被简称为了“南方四君”，我对“南方四君”这名号的理解是：四个在一起写南方诗的人。

    “南方诗派”没成气候，却造就了我们四个，连带四个家庭长达四十年的友情。现在，我们仍以兄弟相称，在一起喝酒，谈诗话文，嬉笑互贬，又常常携家带口，共同出行。也算是修足了今世的缘分，来世必做兄弟无疑。

    我毕业后，湖北青年诗坛持续红火，1986年，以饶庆年为首，在湖北创立了“湖北青年诗歌学会”，还出版了刊物《诗中国》，印象中，马竹还任过学会的会长。但那时，我毕业分配到了咸宁。

    不负文心，我在咸宁办起了地方文学刊物《九头鸟》。一边主编刊物一边写诗，仍在为诗的年代，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腌制成诗，满处抛洒。

    至于2003年，我回到武汉，又在2012年成为《今古传奇》第四代掌门人，在人生的岔道把文学和诗歌都走丢了的状况，一直是我谈起来便神情怅然和感慨的事。

    好在2020年，我开始寻到了小说的门道，又从岔道走回来了，用自己的说法是，离开文学，我腿上是绑着根橡皮筋的，路上被石头绊倒，又被弹回来了。现在，沉迷于小说创作，乐此不疲。

    其实，写以上的文字，并非路走远了，便习惯回望，我其实是个一回望，脖子便不适的人。

    之所以在文字中重点写华师的那次“一二·九诗赛”，是因为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微信，发我一个采访提纲，说需要一些有关那次诗赛的东西写篇文章。这让我想到前些时在网上看到的信息：华师正筹备“第四十届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于是，一瞬间，就闪出我们1984年举办第一届“一二·九诗赛”的画面，恍若隔世。四十年前的那些美好，记忆的闸门一打开，根本无法控制笔头，岁月之水将我冲得很远……

    采访提纲中最后一点，是让我给年轻的诗歌爱好者说点想说的。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尽量容忍诗，其实诗是可以褪去我们的油腻的。

    我还想说：用文学来梳理和减缓我们的生活节奏，文学会带我们绕过腐臭绕过坚硬，走向一片柔软的草坡和有鸟声的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