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汉口

    □ 祁怀清

    一

    第一次下汉口，是小时候跟着爷爷到汉正街去卖鱼。

    我儿时的忘年交，经常到我们村算命抽签的盲人爷爷韩半仙，曾经非常神秘地告诉我，说我爷爷是一只修炼了数百年的水獭精。之所以被“天上的事情知晓一半、地上的全知”的半仙看成水獭精，是因为爷爷特别擅长捕鱼。其实爷爷捕鱼的工具非常原始简单，是由奶奶用细篾编织、两头设有能进难出的逆须、编眼如椒花的花篮。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有诗《淮南渔歌》，“船中捕来鱼，卖钱买鱼篮。”其所说的鱼篮，就是爷爷用于捕鱼的花篮。爷爷的花篮不仅原始简单，还非常大气豪放，直径都在1米以上，长度接近2米，编眼大到我的三根手指头可以同时伸进去。爷爷能够捕到鱼，是因为他的眼睛很厉害，哪一处水域有鱼，哪一片湖面没有鱼，他一望即知。小时候跟着他去收花篮，从来没有落空过。最难忘的一次，竟然在一只花篮里同时游进去了十多条鲫鱼、鲤鱼、鳜鱼和黑鱼。因为不堪重负，在即将出水的一刹那，花篮被压变形了，半花篮活蹦乱跳的大鱼差一点全部逃脱。爷爷使用的渔船很特别，前舱和中舱底板都可以取下来，换上钢丝网，因而他捕到的鱼总是生活在活水中。他为汉口的一些餐馆提供鲜鱼，始终很受欢迎。正是因为擅长捕鱼。

    第一次跟爷爷下汉口，是我6岁时的一个夏天午夜，鸡叫头遍，我就被叫醒，吃完没有一点胃口的早饭，就迷迷糊糊地跟着爷爷出了门。

    在家门口上船后，爷爷轻快地荡起了双桨。沿途经过新虾渠、西干渠、南干渠、涵闸河和汉江，100多里水路，全都是顺水行船，所以老家人习惯把去汉口、汉阳和武昌都统称为“下汉口”。那天下午，爷爷就把船停泊到了汉正街边的码头上。

    一路上看到很多稀奇有趣的事，因为时隔久远，许多细节都忘记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次下汉口，爷爷给我买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四套小人书，作为我的启蒙读物。后来那些书不幸全部遗失，现在我又新买了一套，放在书房了，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就让他们翻着玩。

    那一年爷爷已经70多岁了，那是他最后一次下汉口。爷爷是个老顽童，喜欢找人摔跤、掰手腕、靠膀子，比赛谁爬树爬得高、爬得快。他之所以敢于独闹江湖，经常一个人下汉口，缘于他从小就练出了一身好功夫。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赤手空拳，把围攻他的四兄弟全部揍翻在地。

    从汉口回来不久，他又童心偶炽，同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后生靠起了膀子。所谓靠膀子，是两个人都赤裸着上身，举起上臂，相互击打，与公山羊用头相互撞击类似。爷爷击败了前面的两个小伙子，同第三位挑战者较量时，突然听到咔嚓一声，豆大的汗珠从爷爷头上滚落下来——他的右臂肱骨被硬生生撞断。正是从那时起，爷爷才最终接受“廉颇老矣”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

    爷爷是在86岁时去世的。按照他的遗嘱，家人把他安葬在能够看得见水的地方。与爷爷一起被埋葬的，还有他总是津津乐道的“鲤鱼能够变化成水老鼠”“水獭会祭鱼”“风雨走蛟”等他总说自己曾经亲眼看见过的聊斋一类的水乡泽国的故事。

    回顾爷爷的一生，我觉得他与那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一样幸运。爷爷喜欢的江河湖渠始终流淌着碧浪清波，很多很大的鱼在其中欢快地游动着。爷爷没有看到水獭在他熟悉的江湖中消失，没有听说白鱀豚灭绝，没有体会到水体遭受污染后治理修复的艰辛。

    二

    同堂爷爷一样，我的岳父也是退役军人。

    岳父在上甘岭战役中因脚指头被冻掉而落下残疾，以后行走一直不太方便。从朝鲜战场上撤回来以后，岳父被安置到民政部门工作。因为微薄的薪水实在无法养活没有工作的岳母和陆续出生的2男3女，岳父便狠心回到老家，在集镇上开了一家剃头铺子。尽管赚到的活钱比过去拿的死工资略多一些，但是依然无法填饱燕巢内那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困守愁城终究不是办法，细心的岳母看到集镇上有人从汉正街进货，在自家门前摆摊售卖，便依葫芦画瓢，把剃头铺子临街的砖墙全部拿掉，改造成可以摆放服装和衣料的柜台。尽管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胆大心细的岳母硬是用惊人的毅力，摸清了做买卖的门道，凭着诚实守信和勤劳节俭，让那个一穷二白的家庭脱贫致富。

    能够吃饱穿暖之后，岳父岳母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让儿女接受当时当地最好的教育。投资教育获得的回报是极其丰厚的，大舅哥从湖北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我妻子毕业于湖北工程学院，后来又到湖北大学读完本科，在省委党校拿到研究生文凭，现在是汉川市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最让岳父岳母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孙子辈中，出现了4位留学博士，还有6人毕业于国内知名院校，现在分别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上海、杭州、苏州、海口等地发展。如果岳母当年没有勇敢地只身下汉口，众多儿孙漂洋过海开枝散叶出人头地的重大成就就不可能取得。

    三

    爷爷和岳母下汉口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我成年后下汉口，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读高中后第一次春游，去的就是汉口，还顺便逛了汉阳动物园，游了东湖，到武汉大学看了樱花。

    正是那次春游，我和好几个同学都立下了“考进武汉大学”的雄心壮志。然而终究是实力不济，那年高考我只考进了湖北工程学院。为了拿到武汉大学的毕业证书，我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武汉大学的自学考试。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过去在武昌民主路有一家自学考试书店，每年的春秋两季，我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天，搭早班车去汉口，然后在汉口体育馆门前换乘701公交车过长江，在黄鹤楼前下车，从长江大桥南侧下桥，到自学书店购买教辅资料。再于中午12时许搭乘轮渡返回汉口，去寻访向忠发当过搬运工的码头，到顾顺章变过魔术的汉口新市场游艺厅周边走一走，逛一逛江汉路、吉庆街，看看江汉关博物馆和汉口近代建筑群，算好时间，搭乘最晚的一班车回家。

    尽管当时工资很低，工作比较辛苦，学习考试的压力也蛮大，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从不觉得苦和累。我只用了三年时间，不仅所有科目都以超过85分的优秀成绩通过考试，顺利拿到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文凭，还以非常典型的“穷游”方式，把汉口的大街小巷逛了个遍，深切感受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陪同学下汉口寻亲的经历也值得一提。到汉口春游过后的那年冬天，放寒假后，我最要好的同学杨君约我陪他下汉口。他母亲嘱咐他，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在汉正街做生意的父亲接回家过年。在杨同学出生之前，他父亲就一直在汉正街做生意。在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带他到父亲做生意的地方玩过一次。后来十多年间，父亲一直没有回过家，他和母亲也没有再去看过父亲。现在身为长子的杨同学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自下汉口了，母亲就给他布置了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母命难违，杨同学只得硬着头皮，让我陪他下汉口寻亲。那是在BP机和手机都还没有出现、通信极不方便的20世纪80年代初，要在人海茫茫的汉正街寻找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印象甚至是在刻意躲避的人，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汉正街头漫无边际地游荡了三天，然后灰溜溜地回家复命。又过了十多年，杨同学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也是在那一天，我还见到了与他长得非常相像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另一个同学下汉口的故事则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初中同学刘洋的父亲去世较早，刘母身材娇小，干不了农活。为了生计，只得让刘同学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帮她到汉正街做生意。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一天隔壁商铺的“白富美”又与刘母扛上了，开始不管“白富美”怎样辱骂，刘母都隐忍着。后来“白富美”开始骂刘同学“尖嘴猴腮、鼠目寸光”，这时刘母忍耐不住了，也没有跳上天落下地地声嘶力竭对骂，而是很淡定地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反击说：“你莫凶，你说我儿‘尖嘴猴腮、鼠目寸光’，我量你偷再多的汉子，也都生不出半个猴儿鼠儿出来。”此话一出，围观的人一阵哄笑，“白富美”如同被武功高手点中要穴一般，瞬间熄了火。刘同学继承了母亲的沉着冷静，在汉正街左右逢源，修炼成我们那届初中同学中的首富。

    四

    女儿3岁时，我们第一次带她下汉口，就近游览了黄鹤楼。那次经历，对于女儿和我的影响都很大。自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看到飞檐斗拱的仿古建筑，女儿总会指着那些建筑说：“黄鹤楼，黄鹤楼。”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听多了，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在女儿的认知中，黄鹤楼并不特指那座举世瞩目的名楼，而是泛指所有仿古建筑。顺着女儿那种不被束缚的视角去观察和联想，我意识到，不能只是简单地把汉口看作一个地理名词，还要把它当作一个商业传奇，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过去数百年间，汉口早就是许多人心目中富庶和繁华的象征，是许多人终生追逐的梦想。这也是过去若干年来，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以“小汉口”自诩的原因所在。

    顺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梳理，地处武汉上游的老家人之所以习惯把去武昌、汉阳和汉口统称为“下汉口”，也就很好理解了。武昌之名虽然大气磅礴，毕竟是从下游的鄂州移植过来的；而在过去若干年间，汉阳一直是县州府衙所在地，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略显高冷；唯有汉口，那里的江湖味道，那里的市井气息，让人感觉无比亲切，正如“货到汉口活”“有钱是汉口、无钱是汉坑”等俗言俚语一样，让人很容易接受。因而数百年来，“下汉口”不仅仅是老家人的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习惯，还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大胆尝试，而且一旦尝试成功，就会上瘾，会如同日常的呼吸那样的熟悉和自然。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长江汉水永远浩浩荡荡，川流不息。作为两水交汇孕育出的城市，汉口已经演绎经典传奇数百年。在新的时代，古老而又年轻的汉口一定能如楚人崇拜的图腾那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下汉口，定会更加赏心悦目，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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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怀清，湖北汉川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行吟江河》。在人民日报、长江日报、今古传奇、长江丛刊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