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旅途中的最美驿站

    □ 周思明

    迁徙，是指动物或人类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原地，向其他地方移动或迁移到其他地方的行为。在古代，人们常常因为天灾、战乱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离开家园，寻找新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迁徙的意义也在不断演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选择离开家乡，到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此时此刻，迁徙所代表的不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精神上的启蒙。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父辈非胡马，造化乃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身为萍乡人的父母，于其平凡人生旅程中，从江西迁徙北京，又从北京迁徙河北，复从河北迁徙湖北。途经武昌时需转车。恰有一亲戚，在武昌一家国企工作。除却父亲，家人均未光顾过武汉，借转车之机，在亲戚家逗留数日，以便一睹江城风采。久住北方矿区的我，一俟目睹武汉这个巨无霸庞然大物，眼前顿时一亮，整个人仿佛坠入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中。殊不知，此次与武汉的初次见面，就埋下了我与它缘分的伏笔。

    ■ 遇见雄奇大武汉

    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我曾多次到过武汉，对这个超大城市，有着深刻的感受。

    武汉的城市魅力，植根于它不可复制的地缘文化基因。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龟蛇二山隔江对峙，“两江锁三镇”格局可谓独一份儿。驰名遐迩的黄鹤楼雄踞蛇山之巅，俯瞰“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壮阔江景；两江交汇处的龙王庙，见证着千年商船在此中转、万邦货物于此流通的繁荣景象。站在杨泗港长江大桥上远眺，万吨巨轮穿越双层桥体驶向大海，桥下江豚跃出水面，划出优美弧线。这座超大城市的实力，既体现在GDP的经济报表上，亦流淌在长江水抑扬顿挫的韵律里。武汉，如同一本厚重的典籍，每一页都写着追求卓越的密码，等待世人的破解和品读。“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鼎立”，赋予和凸显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更孕育出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接纳着南来北往的追梦人。

    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武汉的精神根基。东湖磨山的楚天台内，编钟古乐奏响《离骚》遗韵，青铜器皿上的蟠螭纹诉说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刚烈风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以2400年前的精湛工艺，彰显着荆楚先民的科技智慧；而武昌起义纪念馆的红砖拱门，则铭刻着“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这种文化底气在当代依然鲜活：汉口老租界的欧式建筑与江汉路的民国骑楼相映成趣，户部巷的热干面香气与昙华林的文艺咖啡香交融碰撞，传统与现代在此达成奇妙平衡。

    武汉的城市实力，体现在它跨越世纪的产业韧性。清末民初，“汉阳造”步枪武装了中国近代革命；今日光谷，光纤光缆产量占全球25%，激光设备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在汉正街的智能物流仓库里，机械臂精准分拣着发往全球的商品，取代昔日“天下第一街”的肩挑背扛；武汉经开区的新能源汽车工厂，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驶下生产线，赓续着这座城市的工业发展荣光。产业升级的背后，是80余所高等院校、80余名两院院士的智力支撑——当珞珈山的樱花与光谷的芯片交相辉映，这座城市正奏响着“科教兴市”的新时代激越旋律。

    最生动的江城景观，则藏在市井烟火的细节之中。户部巷作为“汉味小吃第一巷”，繁华早点摊群经年不衰。“早尝户部巷，宵夜吉庆街”成为了市民口中的美谈。我曾目睹户部巷的大厨，用铜勺在热干面里麻利地“掸”上芝麻酱，金黄的豆皮在鏊子上鼓起蜂窝状的气孔，升腾的热气中也升腾着生活的希望。我也曾来到傍晚的江滩，欣赏民间艺人在长江大桥下演奏《洪湖水浪打浪》，孩子们踩着滑板在广场自由酣畅地游玩，江风裹挟着江汉关的钟声，将不同代际的武汉人编织进同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活画卷。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它是辛亥革命发源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武汉成为革命中心，这场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武汉展开一场大规模战役，戳破日军速战速决的狼子野心，使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没有吓倒英雄的武汉人民，他们奋起抵御，严防死守，最终获胜。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武汉人民团结一心，为全国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历史事件和市民精神风貌，共同铸就了武汉英雄的城市形象。

    从美学角度看，武汉与古希腊学者朗吉努斯对“崇高”概念的定义颇为吻合。朗吉努斯认为，自然界的美有两种，一是“优美”，依据美学家王朝闻的解释，即柔和、清新、秀丽、细腻、圆润；二是“崇高”，其风格体现在生动、热烈、强劲，在体积、力量、气势等方面，能够唤起震撼的感觉。显然，武汉属于后者。武汉的宏大、雄奇、热烈、强劲，正如孙中山先生当年预言：“未来在世界上鼎足而立的三大都会应该是纽约、伦敦、武汉。”

    我多次接触武汉，尤其是在华师读研三年，改变了我的气质和个性，精神境界也恢廓了许多。这是大城市和大学赐予一个普通人的精神红利。

    ■ 邂逅秀美桂子山

    武汉的雄奇令人敬仰，而桂子山华师校园的秀美，则让我感到亲切。

    大学毕业后，为能拓展自我人生格局，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1989年9月1日上午，坐了一夜火车，大包小包手提肩扛的我，沐浴金色霞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带着陌生新奇而又激动的心情，走进桂子山华师校园。路过中文系大楼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导师黄曼君先生一眼便认出了我，脱口喊出我的名字，这让我倍感亲切。黄老师嘱我先把东西归置到宿舍，然后去系办公室找他。与此同时，几名早就守候在路边的热情有加的男女大学生，面带笑容出现在我面前，“同学，需要帮忙吗？”轻柔亲切的询问，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顿时打消我的陌生感觉。一名漂亮女生直接夺下我手中的行李，步履轻盈地朝研究生宿舍楼走去。

    华师之秀美，有杂花生树、欢声笑语的桂子山校园为证。春季，阳光洒下斑驳的影子，栀子树新叶在微风中摆动。大自然的生机在每一片叶尖跳动，每天早晨，朝霞普照，莘莘学子成群结伙，有说有笑，去大教室，去图书馆，聆听教授讲课，接受知识洗礼。夏日的桂子山如清凉港湾。高大茂密的乔木遮天蔽日，树下是学子们读书的身影。沙沙的翻书声，与树叶的摩挲声同频共振，编织成一曲和谐旋律。秋意渐浓时，各种花卉如繁星坠落人间，姹紫嫣红，芬芳弥漫，那香气，是桂子山的味道，钻进“山中人”的心房。校园甬道上，映现着园丁们皓首穷经的身影，他们以蜡烛之火，照亮学子们的求学之路。在冬季，桂子山并不萧瑟。但见梅亭之畔，寒梅傲雪，诉说着学子苦读故事。他们穿梭其间，脚步匆匆，心中满是成才热望。桂子山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见证着岁月的流转。春雨中的脚步，夏日下的幽思，秋月下的浮想，冬季里的苦读，学子在这里沉思，小树在这里成材。拔地而起的座座新馆美轮美奂，知识殿堂里蕴藏着人文传统的厚重。遨游书海的三年读研岁月，为我再度走向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基石。

    校园生活，缤纷活跃。读研与既往的求学反差很大，课程没有本科乃至高中那般咄咄逼人。除了必修课程需到教室上课，多数都可在宿舍或教室自修。西方美学的哲思、文艺理论的深厚、现代文学的丰富、当代文学的活跃，都让我感到新奇。忘不了，美学课上，张玉能先生执粉笔立于讲台之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的指尖轻叩黑格尔石膏像，粉灰簌簌落成星点。同是讲授美学的邱紫华先生，指向窗外摇曳的树影道：“西方讲比例和谐，而中国美学讲澄怀味象。”文艺理论课上，孙子威先生讲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王先霈老师讲授的禅学，予人一种神秘莫测印象。银发如雪声音平静的他，如同一位修身有度的老僧，彰显一种看破红尘的清醒。现代文学讲座上，激情浪漫的黄曼君老师吟诵《野草》时的抑扬顿挫，引发同学们的共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写《狂人日记》，是以肉身作火烛，照见中国铁屋的裂缝。”

    导师黄先生治学严格，对人对己，一视同仁。我曾见他严厉批评一个研究生。他问：这本书，你读过没有，有何心得？对方支支吾吾，无言以对。黄老师火了，说：你没有读，你敷衍我。一句话，搞得那位研究生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有一次，黄老师给我一个任务——为艾晓明老师的一本新出版的学术专著撰写评论。那是我第一次写书评，心里不免打鼓，如同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书评写出以后，黄老师很不满意，把我狠狠尅了一顿，让我尴尬汗颜至极。黄老师见状，语气有所缓和，嘱我去图书馆搜集相关理论资料，再把文章好好修改一下。第二稿交给黄老师时，他快速扫描一遍，露出不易觉察的满意表情。文章不久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此事于我，既是教训，也是激励，让我铭记至今。

    1990年下学期的某日，中文系迎来老作家姚雪垠先生。慕名前来聆听讲座的不单有中文系学生，还有别系的学生。偌大的阶梯教室里，济济一堂，水泄不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洒在同学们期待的脸庞上。朝阳约莫一竿子高的时辰，姚老先生迈着沉稳步伐走进大教室。他身材不高大，还有些微胖，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姚老讲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幽默风趣，入情入理。从“五四”爱国运动源头切入，链接文学革命的浪潮，然后回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家身上。旁征博引，让聆听者们在文学的海洋里酣畅神游。大教室内不时发出阵阵掌声。

    周末，华师常有各种活动：露天电影、校园舞会、英语角、学术讲座……在华师看露天电影，别有一番情趣。在社会上的影院看电影，大都比较安静，没有喧闹，也少了观影的激情。在华师看露天电影，感觉绝对两样。观影者想喝彩便喝彩，想尖叫就尖叫，不含蓄隐忍，也不藏着掖着。当影片出现不妥情节时，哄笑、尖叫或口哨会此起彼伏；当影片出现令人振奋的精彩情节，雷鸣般掌声也会随之爆发。大学生电影节期间，一干艺术家们莅临师大校园：孙道临、孙飞虎、陈佩斯、朱时茂、殷秀梅……孙道临一如既往地严肃沉稳，陈佩斯照例是幽默滑稽，殷秀梅显得秀外慧中。扮演蒋介石的“专业户”孙飞虎一反银幕上的矜持、阴鸷，毫无明星架子，显得特别平和，他在与大学生们交流互动时说，儿子因老爸总扮演老蒋，也跟着“倒霉”，总是被同学奚落；说自己长年在外面拍电影，孩子成了没人管的断线风筝，搞得他为孩子的成长很是头痛。他边说边拱手作揖，“希望在场老老师们小老师们多出主意，不吝赐教，现场提供教育孩子的秘方，我孙飞虎在这里给各位鞠躬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模样，逗得在场师生开怀大笑！

    ■ 此情可待成追忆

    历史，既漫长，也短暂；现实，既慷慨，也吝啬。

    1992年6月的一天，天空布满云翳，我和几位即将奔赴深圳的研究生同学打包行李。告别武汉、告别桂子山的心情，有如彼时天气，几分沉重，几分郁闷，像《弯弯的月亮》歌里唱的，我的心充满惆怅，忧伤穿过了我的胸膛。《红楼梦》里小红（林红玉）有言：“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犹记当年，在登上南下列车的那刻，我曾在心中默默向武汉、向桂子山道别的情景。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明白，难舍难分、缱绻惆怅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我在想，若是能够留在桂子山华师校园该有多好！然而，南方的火热，特区的奇崛，远方的召唤，让我做出别故乡、走异地、拓新路的人生选择。

    作家柳青曾云：“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年过去，如今回眸反思，武汉的雄奇、热烈和豪迈，桂子山的秀美、幽静、睿智，让我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人之为人”的哲学命题，似乎有了一定的理解和体悟。

    感谢武汉，感谢华师，为年轻时候的我注入向上向善、勇毅前行的力量，使我在奔向诗与远方之际不惮于历险和吃苦，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成为一个特区建设者和文学写作者。

    时间将会冲淡乃至消弭许多东西；但它冲不走我对武汉、对桂子山这个生命旅途中最美驿站的眷恋和感恩之情。我相信，这种情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恒久不变。正所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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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出版文艺批评著作四部，长篇纪实文学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