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碰撞融合中不断壮大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程涛平，研究楚国史40余年，1987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前不久，他撰写的《春秋楚史》出版，这部大书将和他已经出版的《先楚史》，以及他正在写作的《战国楚史》一起，构成中国第一部《楚国通史》。

    在21世纪，我们仍然需要《楚国通史》，这是为什么？

    上周末，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程涛平。

    ■ 楚武王生时轰轰烈烈，死时感天动地

    楚国大军浩浩荡荡，誓师的仪式威武雄壮，将士们士气高涨，如同拉满的弓弦，只需一声令下，就要扑向敌方。

    此时，君王突然发生了状况。

    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

    楚武王在誓师大会上突然感到心律不齐，非常难受，他小声告诉夫人邓曼。邓曼叹息：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征途中与世长辞，国家还算是有福的。

    楚武王就这样出征了。大军越过汉水，到汉水东岸后不久，武王果然心疾猝发，不得不坐在一棵樠树下休息，当即去世。军中将领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修整了道路，架设了浮桥，扎下了营垒。随人见楚兵从天而降，不胜惶恐，请求议和。达到了战争目的，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行文至此，程涛平提笔写道：“楚武王一代绝世英雄，生时轰轰烈烈，创建楚国，死时感天动地，悲壮殉国，让人肃然起敬。”

    程涛平《春秋楚史》开篇第一章，便是讲述这位楚武王熊通。他首创县制，丢掉周王朝分封给楚的“子爵”爵位，毅然称“王”。“他干了许多前所未有和别人不敢干的事，作出的贡献很大。他的见识、胆识和作为，在当时乃至整个先秦阶段的诸侯国君中，很少有人能匹敌。楚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显赫的大国，是从楚武王开始的。楚武王确立了楚国的建国方略，在楚国建立起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其他各项制度，因此楚武王应视为楚的开国之君。”

    ■ 程涛平没有为楚国“美颜”

    2019年《先楚史》面世，今年《春秋楚史》出版，《战国楚史》预计明年出版，三部书合起来，就是中国第一部《楚国通史》。这是程涛平的大工程。

    通史不同于断代史、专门史。《楚国通史》必须完整论述楚国八百年的历史，以历代楚王为主，写出其内政外交军事活动以及疆域变动等，此外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人口、官制、刑法、民族、伦理、方言、饮食、服饰、学术、文化，都要涉及。

    楚国是春秋战国第一大诸侯国。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六年），楚国攻魏，再次成功拓疆。同年，世界上由于亚历山大大帝死去，其缔造的马其顿帝国随即瓦解。此后10余年间，楚国不仅是战国最大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国。

    这么大的疆域怎么来的？历代史家都认为，楚国灭国之多罕有其匹，数量则有60多、70多、80多个不等。程涛平悉心研究楚国疆域史，得出结论，楚国灭国（部落）118个。但是他强调，那时的“灭国”并不是屠灭，早期确有杀戮其国君、绝其祭祀的行为，但后来主要是将对方收为自己的“属国”，吸收其人口，同时给对方国君和官员“留一碗饭吃”。

    楚国不仅疆域辽阔，而且文化发达。考古学家挖掘出的最早的一幅帛画、最早的一支毛笔，都出现在曾经的楚地。到目前为止，全中国先秦简帛共出土43批，仅2批为秦简，余皆为楚简帛。以楚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献不断面世，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已产生或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

    如此博大的楚国，是需要一部通史的。程涛平为此请教过权威专家，对方说：楚文化和楚国历史研究遍地开花，成果分散，迫切需要集大成的《楚国通史》总揽其成，篇幅达到三百万字是合适的。

    如今，《楚国通史》完工在望，如果从程涛平考入湖北省社科院担任《江汉论坛》编辑算起，他已经研究了四十多年楚史。

    程涛平没有为楚国“美颜”，在他笔下也指出了楚国的弊病：王权过于强大，对臣下过于严苛，导致“楚才晋用”“叛臣复仇”屡屡发生；法治不彰，落后于中原的郑国、晋国，导致盗贼猖獗，甚至有一个倒霉的楚王被盗贼击杀。

    【访谈】

    ■ 楚文化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原乡”之一

    读+：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楚国史，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曾经的楚地，楚国历史很辉煌？研究楚国史对当下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程涛平：我们当然生活在楚地，楚国历史当然很辉煌，但这决非我们研究楚国史的全部原因，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楚文化既没有死亡，更从未远离，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里，时时给我们以滋养、支撑、护佑乃至引导。

    楚文化绝非历史的边角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极具生命力的“精神胚胎”，它以“刚健”“浪漫”“包容”的三重内核，早已深度熔铸进中华民族文明的基因序列，成为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胎记，其内核早已化作民族精神的“源代码”，驱动着华夏文明跨越千年而生生不息。

    这些年我们常常提到“筚路蓝缕”，这四个字正是楚文化最初的精神烙印。从周王室分封的“蛮夷小邦”，到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南方霸主，楚先民在荆棘丛生的蛮荒之地，用斧钺劈开文明之路，用舟楫打通江湖之脉。这种“于无路处开路、于无境中造境”的闯劲，不仅是楚先民在蛮夷之地开荒拓土的生存史诗，更淬炼出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奋斗基因，是在绝境中不低头、于蛮荒中辟新局的坚韧，是“从零到一”开创文明疆土的勇气。楚文化的“刚”，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坚守，是文化认同足以对抗强权的精神韧性，这让中华文明在危机中总能薪火不灭。

    楚文化是充满“天地大美”的精神画卷。它以“凤鸟”为图腾，打破中原龙图腾的威严，赋予神物灵动飞扬的气韵；它的漆器“朱红染壁、金箔饰纹”，将自然色彩用到极致，是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它的文学“骚体”，以屈原《离骚》为代表，把对家国的忧思、对宇宙的叩问、对理想的执着，化作“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磅礴诗句——这种“把现实苦难写成精神史诗”的浪漫，不是逃避，而是超越。它滋养了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迈，孕育了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它给了我们端午节，更让中华民族在柴米油盐的现实之外，始终保有“仰望星空”的精神高度，让文明有了温度与诗意。

    楚文化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不拒众流、方成江海”的包容。它没有固守“华夷之辨”，反而主动吸纳南方部族的巫风、吴越的舟船技术、巴蜀的青铜工艺，将“异质文化”熔铸成“楚式文明”——曾侯乙编钟能奏响“八音克谐”，正是因为它融合了不同地域的音律体系；楚地的“楚辞”，既用中原的文字，又纳楚地的方言，成为“多元共生”的文化范本。这种“以我为主、兼容并包”的气度，恰恰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从秦汉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到隋唐“胡汉一家”的开放气象，再到今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楚文化的包容基因，早已成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楚文化早已不是“楚人的文化”，而是全体华夏儿女的“精神原乡”之一。楚国的历史是一部宏大的史诗，既有开疆拓土、问鼎中原的豪迈，也有郢都被破、怀王客死的悲怆，最终更上演了“亡秦必楚”的文化复兴与涅槃重生。这段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正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值得深思的戏剧性转折和文明层面的启示。

    一个曾经的地域性文化，如何通过开拓与融合，成长为与中原文明并驾齐驱的璀璨一极？这个一度成为“世界第一”的巨人，又因何种内在的弱点而败于更高效的对手？最终，它的文化是如何在其政治躯体死亡后，反而完成了对胜利者的“反向征服”，并将其独特的基因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灵魂深处，从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我写《楚国通史》，就是希望有所裨益于深入挖掘和解答这些问题。我希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不仅能讲述楚国的历史，更能通过楚国的兴亡，为我们揭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融合密码与生生不息的奥秘。我希望人们最终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部楚国史，更是一幅中华文明如何在碰撞、融合与创新中不断壮大的动态画卷。

    ■ 制度创新贯穿楚国崛起全过程

    读+：春秋时代，是楚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时代，为什么楚国能够崛起，从一个小国变成“春秋五霸”之一？

    程涛平：楚国的开国之君楚武王熊通继位之时，面临严峻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江汉之间，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封国、方国及族群。其中既有周初分封的同姓和异姓诸侯国，也有西周中期以后分封的诸侯国，还有商代以来就建立于此的一些方国和部族。这些政治势力构成了一张地缘关系的网络。

    从楚所处的地缘关系来看，楚国附近有权国；北边过蛮河，则有罗、庐二国；在庐北面，汉水北岸有邓国；东边过汉水，则有郧、轸等；随枣走廊有曾、厉、贰等；西边隔着荆山山脉，在南河流域有谷国，堵河流域有庸国，三峡地区有夔国。

    如此斑驳陆离的地缘政治环境，对新生的楚国来说有利也有弊。小国、部族的星罗棋布，势力分散，有利于楚人各个击破，但各据一地的杂处群居方式，使得政治离心力始终存在，不利于楚人的政治整合和民族融合，因此，楚人的开疆拓土，如轻重失衡、缓急失宜，都有可能受挫。这些，对于熊通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但是他也有有利条件。当时周王室势衰，周郑交恶，晋、齐、鲁内乱不止，秦为列国所阻，难以向东发展，历史留给楚国以绝好的时机。楚武王利用这一时机，先经营江汉流域，整合周边势力，逐步壮大后再图北上，依托江汉流域“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缘优势奠定扩张基础。战略渐进，稳步扩张。楚国扩张并非盲目冒进，而是先巩固江汉核心区（如楚武王经营汉东、汉北），再逐步向周边渗透，灭国后设县直接管控，避免疆域过大导致的治理难题。后续历代君主延续了这一策略。

    军事优先，以武立国。楚国始终重视军事建设，楚武王整合芈族与荆蛮两大族群军队、编练车兵，以强大军力为扩张后盾。他注重军事谋略与军纪，灵活应对不同战场形势，既保障开疆拓土，又震慑周边势力，逐步从“蛮夷小国”成长为军事强国。他很有军事谋略：采用“先礼后兵”（先会盟沈鹿，再伐不至的随国）、“坐阵诱敌”（伐绞国时以弱兵诱敌设伏）、农闲出兵（除被迫应战外，几乎总是正月出征，不误农时）、仪式授兵（提升士气）等策略，且善于纳谏，军纪严明。楚国有一个独特的传统或者说规矩，军队战败，主将应自杀谢罪，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制度创新突破传统束缚。“强王权、控分权”，这是楚国区别于晋、齐、鲁等中原诸国，长期保持国力稳定的核心保障，贯穿楚国崛起全过程。楚武王“克权为县”，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县，打破分封制，将新占领土地（如申、息、陈、蔡）设为直属于楚王的县，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师归楚王调遣，避免土地与军事权力落入世族手中。确保楚王对疆域的直接控制，为军事扩张提供稳定的人力、财力支撑。楚庄王打破“世族垄断令尹、司马”的局面，引入公子参政，形成“世族与公子相互牵制”的格局。

    早期采邑制下，严格限制世族采邑数量与面积，且采邑不可世袭；春秋后期过渡到禄田制，以“谷禄”替代土地赏赐，禄田“二世而收”，官员离任需归还，从经济上瓦解世族长期割据的可能。禁止世族拥有采邑兵，限制私属武装规模。

    纵观楚国历史，历代楚王作了很多努力，极力控制当时王权最主要的侵蚀者——世族，并给予了严厉的打击。这些制度创新为楚国后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使楚国在政权运行、地方管理上更高效，区别于同期依赖分封的中原诸侯国。

    必须说明的是，楚国在崛起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多次面临内部叛乱和外部强敌。城濮之战大败，楚国几十年却步中原；伍子胥投吴，楚国首都被占领、险些灭国，在绝境中得到秦国援助，才“咸鱼翻身”。但楚国君臣上下一心，能通过战略调整化解危机，保住核心统治区，最后恢复国力和疆域。

    总之，楚国的崛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创新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和权力集中，军事扩张拓展了领土和影响力，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融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而动态调整则使楚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保持竞争力，最终从“蛮夷小国”成长为春秋五霸之一，为战国时期“楚地千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中华民族大一统，楚国功莫大焉

    读+：那一次居然是秦国伸出援手，后来楚国终究是亡于秦，为什么？您在前面说到楚国败亡后完成了对胜利者的“反向征服”，又该如何理解？

    程涛平：在春秋时代，秦楚虽也有过战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盟友关系，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敌人——晋国。进入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楚文化那么发达，为什么会被文明程度不如楚国的秦国所灭？这是我正在写的《战国楚史》力图阐述的核心问题。

    楚国被秦国所灭，并非偶然，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秦数代国君接力，奋发有为，兵锋所指，势不可挡，扫灭群雄，战胜六国，天下大势，终归一统，为历史的必然。

    秦、楚之争，如果看制度优劣。一是君主集权战胜卿大夫专权，二是郡县制取代封君制，三是开疆拓土淘汰故步自封，秦国均后来居上。秦楚之争转折点在于秦灭巴蜀，开疆拓土胜于楚。而楚国建立滇国，开拓西南较晚，功亏一篑，拓土东方，局势不稳。我们必须承认，战略上楚不如秦。我作为楚地生长的史学研究者，应冷峻面对史料，不必哀叹楚国的灭亡。

    但是，确实发生了楚国败亡后的“反向征服”，正如当时民间流传的那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仅仅20多年后，陈胜、项羽和刘邦3个楚人共同推翻了秦朝，随刘邦平定海内的开国元勋，也大多为楚人。学者因此指出：“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皇权”，“汉朝实际上兴于楚人”。

    楚人刘邦建立的汉朝，虽因承刘邦的汉王名号而定名为“汉”，实际上是由楚遗民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西汉早期较为全面地复兴和弘扬了楚文化。刘邦以鲁公之礼葬项羽，不杀诸项氏枝属，封项伯等项氏族人为侯。汉王朝始终以楚文化为主导，汇融南北各地文化。刘邦兴汉朝，所草创的一些重要制度，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如古今许多史家说的那样“承秦之制”。实际上并不尽然，而是对楚制的完善继承。如分封制与郡县制，直接借鉴了楚国首创的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统治经验。其礼乐制度，也多继承楚国，带有楚文化色彩。

    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汉代对楚国学术思想的继承。形成于战国楚地、风行于战国后期、集中地反映了楚式王道文化的道家黄老之学，尽管在秦代为奉行霸道文化的秦统治者所摒弃而一度沉寂，但在楚人亡秦兴汉之后，在汉初重又勃兴并被奉为统治思想。由于天下一统、南北合政，楚文化也随时移世变，融会其他地域文化向汉文化转变。至西汉全盛的武帝时代，武帝黜道尊儒、易服改制，汉家礼乐大兴、诗赋昭彰，新型的汉文化便在楚文化与南北地域文化的汇融演变的进程中形成。

    尽管楚文化的独自体系已不复存在，楚文化的影响仍然巨大而深远。魏晋风度与老庄精神，风行一时。以老庄为宗的玄学，大行其道，道教的革新与跃进，创立的形而上思辨哲学，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干。

    抚今追昔，我们认为：楚国的巨大成就的背后，体现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会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楚国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最为宝贵贡献是“协和夷夏”。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夷夏关系比较紧张，经常处于对抗状态。楚国，本身就是土著荆蛮与中原南下的芈姓楚王族融合而成，始终明智地奉行了一条协和夷夏的路线，这是先秦最开明、最进步的路线。春秋末年已进入发展鼎盛时期的楚文化，在协和夷夏的同时，积极倡导华夏文化，进而跃居诸侯国文化发展的前列，甚至成为东周华夏文化的主要代表。至战国时期，在楚国的倡导下，夷夏关系的对抗逐步泯灭、消失。如同奔腾的长江、黄河，千折百回，最后都“朝宗于海”，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逐步达到了“同一”。中华民族能够形成大一统局面，延续至今，楚国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