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阴和俊介绍,“十五五”时期,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历史机遇”的表述应当如何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何是历史机遇?此外,《建议》提出的“既要乘势而上,又要迎难而上”又该如何把握?围绕这些话题,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 民族复兴要依靠更多科技领域的“颠覆式创新”
长江日报: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机遇”意味着什么?
盘和林:对一个国家而言,历史机遇是决定发展全局、影响前途命运的“战略窗口”。具体到中国,当前的历史机遇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想与现实互相转化。面对历史机遇,更需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发挥好制度优势、规模优势,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把机遇变为胜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长江日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有何重要作用?
盘和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众所周知,经济和技术是存在集聚效应的。先发国家在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上具备先发优势,一方面,它们在技术研究上起步更早,拥有更好的科技基础,另一方面,它们在人才聚集、科学圈层知识分享等方面都更有优势,而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不仅在研发时间上落后,先发国家还会以各种方式来阻碍中国的技术超越。
中国科技创新要在全球技术领域站稳脚跟,只能靠“弯道超车”,而“弯道超车”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颠覆式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由数据、AI算法和算力主导,能够改变几乎所有传统行业和领域,实现产业颠覆。而中国恰恰是最擅长抓住机遇实现反超的国家。以新能源车为例,中国在汽车制造领域过去一直是跟跑,而随着汽车市场电动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造车业抓住科技颠覆的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且优势地位在继续扩大。
在外,中国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继而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和科技地位,占据主动。在内,中国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供给端和需求端,激活内需大循环,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只有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才能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强大的战略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和科技的复兴,也更需要依靠敢闯敢干的“颠覆式创新”。之所以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就是因为我们有优势,在AI、大数据、通信等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集合这些优势,未来有能力在科技、产业上实现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超越,从而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也将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打破“大而不强”的瓶颈,实现从价值链底端到顶端的飞跃。
■ 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长江日报:近代以来,中国曾错失过几次重大历史机遇,其中深刻原因是什么?
盘和林:历史上中国曾错过三次重大历史机遇,其中蕴含着沉重的历史教训。
第一次科技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以改良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清朝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自然经济抑制工业需求,八股取士禁锢思想、对蒸汽机等先进技术嗤之以鼻,冠以“夷技”或“奇技淫巧”,从而错失时机。这次错失良机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创新,“解放思想”是首要,清朝落后的根子在于思想上的禁锢。
第二次科技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内燃机、电力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那段时间我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已经开启了“思想解放”,也通过“洋务运动”“维新”等行动来提高科技水平,然而,不平等条约和外国资本牢牢抓住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夹缝求存,最终中国未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纵观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局动荡,战乱纷纷,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个书桌,又何谈科技创新?中国人很厉害,杨振宁、李政道都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佼佼者,然而这些佼佼者当时只有在海外才能发光发热。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科技创新的前提,没有自主权,就只能受制于人。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正是我们从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总结出的教训。
第三次科技革命起于20世纪中后期。中国虽有延误,但最终还是在1978年融入全球,赶上了这轮科技革命的末班车。从这轮科技革命中,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两点:改革、开放。改革是刀口向内,解放思想和生产力,以市场激励机制来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实践证明,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只要激励得当,就不会有任何“技术瓶颈”和“行业天花板”。开放是打开大门,虚心向先发国家学习,引进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将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实践、人力资本等优势结合起来。
所以,从历史教训中可以发现,中国科技蓬勃发展,必须做三件事:其一是解放思想和生产力;其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以包容姿态开放,以优化创新激励改革;其三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长江日报:“十五五”规划思路如何体现抓住历史机遇?
盘和林:“十五五”规划思路从四个方面发力来推动科技创新:一是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比如芯片领域的光刻机和EDA,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来集中攻克技术难关。布局未来产业,比如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进行前瞻性的制度和基础设施配套布局。建设“创新联合体”,比如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人才、企业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二是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积极开展工业互联网的场景实验,积累成功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案例,例如通过财税优惠和金融扶持来推动企业实现技术转型。
三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改革方面,主要是营商环境优化,比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数据要素确权,实现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等等,以此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活力,在开放方面,主动对接全球经贸规则,比如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通过多边机制减少外部经贸摩擦,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是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一方面,通过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区域间创新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技术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非技术壁垒,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竞争环境,以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 既乘势而上,也迎难而上
长江日报: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如何理解机遇与挑战?
盘和林:科技创新,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主题,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十五五”期间,科技创新有机遇,是因为国家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是因为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准备”是指中国不断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不断完善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而这套体系已经开始发挥“促创新”的积极作用,我国在光伏、锂电池、锂电池车、机器人、低空经济等领域已经实现全球领先。“独特优势”是指中国在创新要素资源上具备很好的基础,比如高等教育普及度高,人才济济,以及新型举国体制和创新支持政策等有优势的制度体系。再比如,中国人口基数大,老百姓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让很多创新产品能够在出现的早期就获得巨大销量,从而支撑创新产品持续研发改善。
科技创新也面临挑战。如今,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在外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先发国家为保持技术领先,已经开始撕下伪装,以技术禁运的方式来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全球科技竞争环境已无公平性可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潜力已经被先发国家所关注,未来借助外力实现科技突破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在内部,人口老龄化、内需不振、区域发展不平衡、学术形式化等问题突出,亟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优化当前的创新激励体系、要素分配体系。
科技迭代机遇期,遭遇上改革“深水区”挑战,要求我们做好两件事:其一是保持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前瞻性,要将创新体系改革放在关键位置;其二是理顺激励机制,改革分配体制,分配体制要更多向创新领域倾斜,形成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氛围。
长江日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提出“既要乘势而上,又要迎难而上”,应当如何理解?
盘和林:《建议》提到“乘势而上”与“迎难而上”,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乘势而上是指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趋势,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间窗口”。中国已经在新能源领域积累了大量领先全球的经验,若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再次复刻,就能实现完美的“弯道超车”,所以,乘势而上是让中国企业抓住机遇,主动抢占技术高地。
迎难而上是指中国要直面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外部风险。例如,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依然存在,叠加当前先发国家滥用“长臂管辖权”,我国遭遇瓶颈的情况在增多。中国科技工作者更要直面困难,主动突破,自主自强。例如,在民生领域,科技创新需要积极和各个垂直领域融合,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在对外开放中,要平衡安全与发展,构建“经济双循环”健康发展新格局。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既要抓住机遇,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通过改革攻坚破解深层次矛盾,最终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动态平衡。
长江日报记者吴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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