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万里茶道都超越了“简单一条路”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2025年7月11日，随着“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总数居全球第二，第一是意大利，61项。

    今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整40年。近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与12位文化遗产专家（包括一线申遗撰稿人、申遗团队专家和遗产地管理者等）出版著作《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讲述申遗和保护工作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讲述的世界遗产，不仅有蜿蜒万里的长城，还有贯穿五条大川的大运河、苏州古典园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北京中轴线等。

    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吕舟。谈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他表示，作为跨国系列申遗的典范，其核心难点并非单个遗址的价值，而在于“整体叙事”的构建。吕舟同时分析了万里茶道的申遗优势。

    吕舟说，申报世界遗产是让世界理解遗产所具有的全球性价值，遗产价值阐释的过程是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 我们都是“打更人”

    从1994年参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至今，吕舟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经耕耘了30年，经手的项目上千个。

    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不能只把文化遗产挂在名单上就结束了，”吕舟说，“我们要让文化遗产在数字文明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021年，北京市文物局与腾讯SSV数字文化实验室联合发起“数字中轴”项目。扫码进入“数字打更人”小程序，你就成为了中轴线遗产巡查志愿者。这个角色，改编自古代夜巡的“打更”制度。中轴线7.8公里的沿线设置了160个界桩，大家皆是打更人，随时可以用手机参与文物巡检——扫码定位、拍照上传、记录状况。

    截至目前，超过3万人参与“打更”，他们上传超过7万张照片，部分数据被采纳入申遗材料。

    北京中轴线上核心的遗产点，历经沧桑，充满故事感。

    如今岸边游人如织的什刹海，水面也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巍峨的紫禁城太和殿，几百年内历次重建，和明朝初建时有不少区别；皇帝会为百姓祈雨、为祖母祈福一路步行，从紫禁城走到天坛……

    吕舟带领文化遗产保护团队做了绘本《北京城的脊梁——中轴线的故事》，扫描书中二维码，可以通过“云上中轴”小程序，高空俯视中轴线全貌，甚至可以“回到”元、明、清时期——永定门的箭楼映着晨光，钟鼓楼的飞檐挑着暮色，南锣鼓巷“鱼骨式”胡同里，元代的青石板映出挑担货郎的身影……历史印记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文化遗产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2025年是吕舟团队负责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报世界遗产的冲刺年。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对景德镇的遗产价值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尝试通过整合多种数字技术，让历史“开口说话”。

    曾经，那些让瓷器绽放奇幻釉色的火焰，在古窑中究竟如何燃烧？烧窑师傅又为何要将瓷器如此摆放？

    VR沉浸式剧场带观众穿越时空，亲眼见证景德镇的瓷器如何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之美播撒到世界各地。他们更运用混合现实（MR）技术，在原址上“复活”了古代制瓷的鲜活场景——窑火重燃，匠人穿梭，一块朴拙的泥土在灵巧的手中蜕变为青花逸韵。古窑重生，历史归来，一切仿佛触手可及。

    活化在技术，更在人心。当遗产的价值被普通人理解、认同与传承，文化才能真正“活”在当下。

    2017年申遗成功的鼓浪屿，在前一年国际专家现场考察期间遭遇了超强台风莫兰蒂的袭击。鼓浪屿在申遗过程中就特别注重帮助遗产地社区群体从积极的角度理解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使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与社区个体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在应对台风灾害过程中，大量的社区居民志愿者、驻岛部队官兵、其他驻岛机构的工作人员、商家店主等第一时间加入救援，为鼓浪屿灾后社会生活和景区功能的迅速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为申遗留下了温暖的故事，也印证了世遗专家的评价“全球公民精神的重要课堂”。台风后，有株倒伏的树木通过艺术装置的形式留在原位，向公众继续传递故事。

    文化遗产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封存于历史，而在于融入今天、启迪未来。

    【访谈】

    ■ 申遗，不仅是为了登上世界“荣誉榜”

    读+：《千山万水：中国申遗故事》记录了中国众多世界遗产的申遗历程，您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怎样的启发？

    吕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让大家“读懂申遗背后的故事”，二是与大家一起“打通本土与全球的视野”。

    对于读者朋友来说，这些世界遗产可能或多或少听过、去过，但申遗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很多人并不了解。

    从《世界遗产公约》的视角出发，遗产被划分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类。文化遗产包括纪念物、建筑群及场所，需要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角度展现出突出的世界性价值。自然遗产指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自然面貌、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天然名胜或自然区域。

    目前，《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数量已有196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其中。公约规定，由全体缔约国基于地区平衡的原则推选出21个缔约国作为代表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代表全体缔约国就世界遗产事务进行决策。为保证更广泛的代表性，目前委员会成员任期为四年，以促进更多国家的参与。

    由于《世界遗产公约》涉及对遗产的专业性保护和管理，公约指定了三个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作为非政府组织，汇聚了全球古迹遗址保护领域的专家，负责世界遗产中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评估、保护工作；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是政府间机构，负责培训、能力建设及技术开发；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则在自然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庞大的组织结构与复杂的性质确保了其在该领域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这三个机构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

    为服务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各缔约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工作框架中建立了世界遗产中心。

    1975年《世界遗产公约》正式生效。次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于1978年开始公布《世界遗产名录》。

    每年，世界遗产中心都会发布一张包含所有世界遗产的地图，以直观展示遗产的分布情况，所有关于世界遗产的工作均遵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所规定的程序与内容执行。该指南大约每两年修订一次，以适应人们对世界遗产保护要求不断提升的需求。

    世界遗产的评定核心是遗产是否具有突出的全球性价值，这就需要放在全球的视角中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庐山作为中国首个“文化景观”遗产，展现的是中国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鼓浪屿则分别见证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些价值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能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包容多元，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不一样的智慧。

    读+：在您看来，我们如此努力地推进申遗的意义是什么？

    吕舟：中国目前有60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有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

    从世界的层面，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就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构建一个人类文明的整体表述；从中国的层面，就是要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人们理解何以中国。

    ■ 中国故事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读+：团队在申遗过程中经历了哪些特别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吕舟：每个遗产的保护过程，都是一场价值坚守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双向奔赴”的过程。

    2017年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特别让人难忘。

    鼓浪屿这样一个面积有限、历史并不悠久的小岛如何体现全球价值？20世纪初，由于特殊的国际化社会环境与独特的自然空间环境，鼓浪屿成了当时闽南地区较少受动荡时局影响的“安全岛”。大批闽籍华侨精英返乡，选择鼓浪屿作为落叶归根处，创立公司，发展商贸，进一步推动岛内多元文化融合。

    鼓浪屿上的建筑融合了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多地的特色风格，人们为其取了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名字——厦门装饰风格。其主要特征是把西方古典建筑元素、现代装饰艺术以及民族性、地方性的装饰手法进行有机结合。同时，普遍采用清水砖墙等本土化建筑工艺以及本土化建筑手法。保存完好的城市历史景观、完整空间结构，使鼓浪屿成为多元文化共同影响下发展、完善的近代居住型社区的独特实例。

    正如鼓浪屿的申遗陈述中所说的：“鼓浪屿见证了晚清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是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华侨群体共同营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2017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在“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世界遗产证书授予仪式上说：“这座小岛虽然面积小，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和精神载体”，还提到这座岛屿“给予我们希望，其并存的建筑风格可以鼓励和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文化并存，它为跨文化丰富性提供了实物例证。”

    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在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阐释的遗产价值被国际社会理解了。这种喜悦不是拿个证书那么简单，是看到中国故事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读+：在申遗过程中，当遇到国际评审专家不理解的情况时，我们应如何有效沟通，让他们更充分地认识到项目的独特价值？

    吕舟：您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世界遗产申报工作中一个非常核心，也极具挑战性的环节。

    正如我刚才谈到的，最终决定项目能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各国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外交官或其他领域的专家，对于你申报的特定文化遗产，很可能在事前是“大部分甚至完全不了解”的。

    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况。因此，申遗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或者说它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向这些不了解你文化背景的人，清晰、生动地讲述你的故事。在申遗这个国际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如果你讲完之后别人没有听懂，那就说明我们没有讲好，我们的讲述方式可能不符合他们的理解习惯。

    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一些自己认为很高深、很专业的术语，而是需要想办法让他们理解，要让他们与我们共情。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我们遗产最核心、最普世的价值传递出去。

    这非常考验我们“翻译”和“沟通”的能力，将一个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故事，转化为一个关于人类共同经验、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具有世界性的故事。

    ■ 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单一路线”

    读+：丝绸之路项目作为跨国系列申遗的典范，其最大难点不在于单个遗址的价值，而在于“整体叙事”的构建。我们在申遗过程中，是如何表述这种复杂的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的？

    吕舟：2014年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下称“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具有深远意义：它是亚太地区第一个以联合申报方式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不仅推动了世界遗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贡献了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国智慧，成为带动沿线多国携手合作、共同繁荣的重要纽带。

    丝绸之路确实比较特别。单个遗址比如西安的大雁塔、中亚的古城遗址，各自的价值都很突出，但要通过横跨欧亚、绵延千年的“路网”串成一个让各国都认同的整体叙事，是最核心的难点。这背后，本质是不同国家对“丝绸之路是什么”的认知差异，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找到共识的过程。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叙事出发，例如，张骞通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核心是2000多年前那条明确的“通使通商之路”；但中亚等沿途国家的学者提出，他们境内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痕迹，比张骞通西域的时间更早，是长期存在的“文明互动线路”。

    破解叙事的关键，是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国际合作研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提出了“廊道”概念——这可以说是整个申遗叙事的“骨架”。在世界遗产中心的协调下，各国专家一起做了大量研究，最终达成共识：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单一路线”，而是一组庞大的“文明廊道系统”。这个系统里，既有沙漠戈壁的商道、草原上的迁徙路，也有连接不同文明的贸易网络，不仅承载着丝绸、茶叶的交易，更见证了人口迁徙、宗教传播甚至文化碰撞。

    有了“廊道”这个核心概念，整体叙事就清晰了，更重要的是使这种叙事具有了包容性，能够在保持大的文化交流的主题下，给予各个不同区段的廊道体系阐释自身文化意义和历史过程的可能性。这个叙事构建的过程，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精神的体现。比如我们分享张骞通西域的历史记载，中亚国家的学者阐释当地早期贸易遗址的考古发现。教科文组织作为丝绸之路项目的主导者，在20世纪80—90年代，先后组织了5次跨区段考察，把沙漠、草原、海上等不同类型的丝路都纳入研究范围。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当代文明间对话的重要范例。

    丝绸之路项目的申遗靠的不是统一标准答案，而是用“文明廊道”这个概念搭建共识平台，让每个国家的历史记忆都能融入全球文明交流的大故事里。

    读+：万里茶道与丝绸之路同属线性文化遗产，它的申遗可以借鉴丝绸之路项目的申遗经验吗？

    吕舟：丝绸之路的申遗经验，对于万里茶道而言，具有极其重要和直接的借鉴意义。

    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丝绸之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跳出了“一条路”的简单线性思维，转而用“廊道”的视角去理解它——这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核心是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

    万里茶道也不仅仅是一条茶叶的贸易路线，从中国的南方产区，穿越中原，经过蒙古，最终抵达俄罗斯乃至欧洲。它勾连起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国的农耕文明、草原的游牧文明以及俄罗斯的文明。在这条基于茶叶产业的贸易路线上，随之产生的更是深刻的文化交流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都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文化印记。

    跨国合作的价值共识很关键。丝绸之路是多国一起梳理“共同的文明记忆”，万里茶道涉及中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也得找到大家都认可的价值。这条茶道不仅是茶叶贸易，还带动了不同族群的人在贸易中形成的生活习惯、文化交融——中国人的制茶技艺、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的茶文化，这些都是共通的价值点。就像丝绸之路让各国看到“文明互动的共性”，万里茶道也能让参与国看到“茶叶贸易背后的文化互鉴”。

    最具挑战的一点，是我们要建立国际合作与共识的机制。这需要所有参与的地方管理者、研究者共同投入，在与相关国家的密切合作中，去发掘价值、保护遗产。

    【链接】

    ■ 世界遗产的价值认定和保护要求

    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共设有十条：

    第一条标准强调遗产是否代表了人类天才的创造性杰作，这是对文化遗产艺术性和独创性的高度认可。

    第二条标准关注遗产是否能在特定时期或文化区域内反映人类价值观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建筑、规划、景观等方面得以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条标准考量遗产是否能作为已消逝或仍延续的文明、文化传统的独特或重要见证，强调了遗产在时间轴上的连续性和独特性。

    第四条标准指出遗产需为某一类型建筑、城镇规划或景观的杰出范例，能够反映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凸显了遗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五条标准针对传统人类居住地、聚落或土地使用方式的杰出范例，要求能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

    第六条标准关联遗产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之间的直接和有形联系，体现了遗产在文化传承与表达中的核心作用。接下来的四条标准则侧重于自然遗产的评估。

    第七条标准判断遗产是否为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强调自然遗产的独特美学价值。

    第八条标准考察遗产是否展现了地球演化史的重要阶段，突出了自然遗产在地球科学研究和教育中的意义。

    第九条标准关注遗产在陆地、淡水、海岸等生态系统中的代表性，如我国已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黄、渤海滩涂地区，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即体现了此标准的重要性。

    第十条标准则要求遗产反映生物多样性，且保护状况良好，原址保护是核心要求，强调了自然遗产生态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需至少符合上述十条标准中的一条，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和良好保护状况这三个基本要求。

    真实性要求遗产为历史遗存的原貌，而非现代复制品；完整性则涵盖体现遗产价值的各个方面，能够体现遗产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遗产范围的广度足以抵御外界负面影响；良好保护状况则是遗产持续存在并发挥其价值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