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笨问题”，科技创新才是真进了“无人区”

    □ 长江日报记者李琴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长飞拿了四次，光通信行业里仅此一家。但比奖杯更值得琢磨的，是它走过的路。

    1988年长飞刚成立时，造光纤的“母体”——光纤预制棒完全依赖技术引进。图纸靠买，设备靠买，连一颗螺丝钉都得从国外进口。自己的碗，装的却是别人的粮食。长飞不服这口气，他们把“怎么自己造出好预制棒”当成一道非解不可的题，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

    正如任正非所说：“如果不搞基础研究，就没根。树长得再茂盛，风一吹就倒。”长飞的故事，无非是用时间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不想被风吹倒，就得自己把根扎深。把“卡脖子”的憋屈变成非解不可的题，才是一家企业真正站起来的开始。

    （一）

    去年，任正非在与人民日报记者面对面采访时，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基础理论研究。他说：“买国外的产品很贵，因为价格里就包含他们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中国搞不搞基础研究，也要付钱的，能不能付给自己人？”这话戳中了很多企业的软肋。

    过去几十年，有的企业习惯“短平快”，什么赚钱做什么。但华为偏偏反着来，每年砸几百亿元做“不考核短期收益”的基础研究。长飞也一样，他们每年把不低于5%的营收扔进研发，扎扎实实做技术积累。

    2016年，在完全掌握欧洲PCVD（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工艺之后，长飞又硬生生攻克了OVD（外部气相沉积）和VAD（轴向气相沉积）两大工艺，最终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三大主流预制棒制备技术并实现规模量产的企业。

    正是这种肯在“根”上花钱的定力，让长飞把实验室里的配方变成了产线上的真金白银。如今，长飞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市场份额连续10年全球第一。

    （二）

    华为最近提出的“韬定律”，给这种长期主义打了个样。过去芯片升级靠把晶体管做小，现在这条路快走到头了，华为换了个思路：不缩尺寸，缩时间。通过电路重构让信号跑得更快，用“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

    这背后是华为在基础研究上硬扛了十几年的结果。任正非说得直白：没有理论突破，就赶不上别人。

    长飞、华为，包括同在武汉的长江存储、华工科技、鼎龙股份，其实都在干同一件事：把“卡脖子”的疼，变成必须解开的题，再变成自己脚下的路。

    长江存储推出Xtacking架构，让中国技术开始反向输出；华工科技获得70多项“中国第一”，并携手英伟达定义下一代AI光互联标准；鼎龙股份稳坐国内CMP抛光垫头把交椅，并提前卡位下一代玻璃基板。这些企业不再问“别人做什么”，而是开始问：“下一步，该往哪走？”

    （三）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就是要敢问那些“笨问题”：一粒沙怎么变成玻璃？一个电子怎么高效传输？为什么我们的材料总比国外差一点？这些问题不抓人，但正是它们，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

    长飞从技术引进到全球第一，华为从被封锁到参与定规矩，靠的不是运气，是肯为“笨问题”下笨功夫。任正非说，企业家要“专”，不能“装”。不需要懂每一行代码，但得有刨根问底的好奇心。企业卡壳了，别急着换包装、搞营销，不如退一步，问问最底层的物理规律。

    这大概就是长期主义的真相：不是死熬，是熬得住寂寞，也熬得清方向。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愿意为那些“看不见回报”的研究掏钱，愿意在无人区栽树，我们才算真正从“跟跑”变成了“出题人”。一根光纤，长飞琢磨了几十年；一条新路，可能还需要更久。但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的脚板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