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丽娟
前几天整理老屋,在父亲的书柜里翻出一个泛黄的信封,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纸。我抽出来一看,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电费通知单。纸张已经脆化,上面的字迹是用圆珠笔手写的,金额那一栏写着“叁元贰角柒分”。
看着这张单据,记忆的闸门瞬间被冲开。原来,我与武汉供电的故事,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
■ 煤油灯下的童年与“抄表员”的脚步声
我的童年是在汉口的一条老里份度过的。那时候,常在煤油灯下学习,电是奢侈品。夏天的夜晚最怕停电,一停电,整条巷子就陷入黑暗,大人们摇着蒲扇,孩子们则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远处偶尔亮起的灯火。
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电表,挂在门外的墙上。每个月最期待又最忐忑的,就是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那是供电局的抄表员来了。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背着帆布包,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和一本厚厚的账本。他们总是很准时,风雨无阻。
“李师傅,这个月用了多少度?”父亲总是探出头去问。
“不多,十五度,三块二毛七。”抄表员老张师傅一边说,一边用圆珠笔在单子上写下数字,然后撕下一联递给父亲。
那时候,交电费要去几公里外的供电营业所。父亲总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把电费单小心翼翼地揣在中山装的内兜里。有一次下大雨,父亲回来时浑身湿透,但那张电费单却被塑料袋包了三层,一点都没湿。他说:“电是国家的,钱是公家的,不能马虎。”
■ 从“排长队”到银行代扣:营业厅里的时代变迁
2000年,我家搬进了武昌的新小区。最大的变化是,电表从“一户一表”变成了“集中抄表”,再也不用担心抄表员漏记了。但交电费依然是个麻烦事。
那时候,供电营业厅总是人满为患。每到月底,大厅里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人拿着存折,有人攥着现金,还有人因为忘带电费卡而急得满头大汗。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交20块钱的电费,在徐东营业厅排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队。她回来抱怨说:“要是能在家交就好了。”
没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2008年左右,武汉供电推出了银行代扣业务。父亲去办了一张银行卡,从此电费自动扣款,再也不用去排队了。
■ 指尖上的“光谷速度”: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2015年,我进入光谷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作。光谷是武汉发展的缩影,这里的用电需求巨大,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极高。
有一次,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芯片测试,突然电压波动,眼看就要前功尽弃。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时,供电公司的“电小二”服务队十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他们不仅迅速排查了故障,还为我们提供了临时应急电源,并建议我们安装“双电源”供电。
“以前是怕停电,现在是怕停一秒。”供电公司的工程师小刘对我说,“光谷的企业,一秒的损失可能就是几十万元。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电像空气一样,存在但感觉不到。”
如今,交电费只需要在手机上点一下。打开“网上国网”App,不仅能缴费,还能看每天的用电曲线,甚至能预约上门维修。从“煤油灯”到“智能电表”,从“排长队”到“指尖点”,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武汉这座城市从“老工业基地”迈向“国家中心城市”的生动注脚。
■ 灯火里的武汉,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去年夏天,我半夜醒来,看到窗外的街道灯火通明,远处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我打开手机,看到供电公司发布的“战高温保供电”新闻:电力工人穿着厚厚的绝缘服,在高温下带电作业;调度中心里,工作人员彻夜不眠,盯着大屏幕上的负荷曲线。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把电费单包得那么严实。电,它是深夜归家时的一盏灯,是工厂车间里的轰鸣声,是医院手术台上的无影灯,更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脉搏。
从一张泛黄的电费单,到指尖上的智能服务,我与武汉供电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一个武汉人的故事。那些在风雨中抢修的身影,那些在营业厅里耐心的微笑,那些在深夜调度室里的坚守,共同点亮了这座英雄城市的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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