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之后更要扛事

    □ 长江日报评论员秦孟婷    

    一桩小事，照见真章。在宁夏银川某社区，有居民因异地纠纷申请法律援助，被告知需回户籍地开困难证明。社区书记对照清单，发现社区公共服务事项里没有这一项。按“规矩”办的话，回复一句“办不了”就完事了。但她多走了一步：证明不能开，却帮这位居民对接上当地的法律援助资源。

    这一步，恰恰区分了真减负与假减负。

    基层负担之重是顽疾。“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常常沦为事务的“万能筐”。中央部署为基层减负，划清单、明权责，正是要把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拔出来。但减负之后怎么办？一种是“既然减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单没有的统统免谈，这是把“减负”当成了“减责”，把“松绑”当成了“松劲”。另一种便是上述社区书记的做法：清单之外的证明不能开，但群众的事不能不管。自己办不了，那就想办法帮群众办好。两种态度，高下立判。前者是机械执行的推诿者，后者是主动作为的协调者。

    减负，减的是形式主义的赘肉，强的是为民服务的筋骨。群众遇难事，首先想到的是身边的基层组织。如果基层甩手不理，群众便办事无门。减负腾出的精力，不是让干部歇脚喘气，而是让干部从文山会海中抽身，真正服务好群众，办好群众关心的实事。基层减负的本质，是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向——基层干部不是被动承接事项的“最后落点”，而是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第一站”。

    减负之后，更要扛事。群众需求面前，不能只问“该不该我管”，更要多想“怎样能帮上忙”。这才是基层减负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