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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 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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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才:13岁参加南昌起义军人本分守了一辈子

    1937年4月28日,红大(抗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前排右三为张树才。

    张树才

    张小林讲述父亲张树才将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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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9月8日是开国将军张树才的忌日。他的二儿子、77岁的张小林特意准备了5个橘子,摆放在餐桌上。

    张树才一生俭朴本分,吃穿用度从不讲究,唯独偏爱橘子。“父亲生前最爱吃橘子,觉得水分足,酸甜可口。”张小林说。

    张树才,1914年出生于今武汉新洲。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政委,武汉军区后勤部政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 13岁“张娃娃”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4年夏,长江、汉江并涨,汉口江堤决口,大量良田屋舍被吞没,阳逻一带成了泽国。大水夺走了张树才父亲的生命,无依无靠的他到城里投靠表姐夫李宪亭。

    “很难想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就那样一步一步讨饭走到城里。”回想父亲的这段往事,张小林感慨万千。

    李宪亭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武汉早期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经他介绍,张树才进入纱厂当了3年学徒。这3年里,张树才见识到资本家的残酷压榨,还参加了李宪亭领导的罢工斗争。反抗与革命的念头,悄悄在他心底生根。

    1927年6月,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抵达武汉,随即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李宪亭毅然参军。13岁的张树才也和纱厂20多名热血青年一道投军,被编入第20军教导团。

    7月17日,贺龙召开第20军连以上军官大会,其坚定的革命抉择感染了一众将士。7月23日,张树才追随贺龙抵达九江。27日,贺龙及第20军全部集中到南昌。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起,这是张树才人生中的第一战。硝烟弥漫的阵地上,他不懂战术,就学身边一名湖北老兵:老兵卧倒,他就扑倒在地;老兵纵身冲锋,他便紧随着在炮火中拼命向前。战友们看他身形瘦小,都爱喊他“张娃娃”,每每这时,他就憨憨一笑。

    在1614位开国将帅之中,亲历南昌起义的一共26位,其中就包括张树才。

    起义失利后,部队南下转战闽粤。潮州一役,部队被打散,张树才不愿放弃革命,历经200余公里艰险跋涉,在福建武平找到朱德率领的部队。

    会合次日,队伍便向江西挺进。多年后,张树才写下回忆文章:天气逐渐转冷,战士们还穿着南昌起义时磨得破烂的单衣,露宿山林,夜露浸骨,大家只能抱膝、背靠背相拥取暖;草鞋穿烂了,就只能打着赤脚走山路,脚掌磨得紫黑溃烂。他写道:“走路走麻木时,还稍好受些,最难过的一关是早晨的出发,经过休息一宿的烂脚,简直不能沾地。”

    10月底,部队到达赣粤边大余地区,朱德将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张树才跟随朱德同志,于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见证了“朱毛会师”。

    ■ 反“围剿”战中生擒敌军师长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大龙坪战斗,尽显张树才冷静机敏的特质。彼时,19岁的张树才担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教导团政委,与团长郑伦搭档指挥作战。

    大战刚结束,战场周边敌我人员混杂,国民党59师一名传令兵慌不择路,错把身着缴获敌军军装的张树才和郑伦认作自己人,递上敌师长陈时骥的求援信。

    但传令兵和陈时骥并不知道,他寄望前来救援的国民党52师,早已被红军歼灭。两人一面周旋稳住对方,仔细拆阅求援信件,一面走访当地老乡核实残敌人数、藏匿山地的方位,第一时间向上级指挥部请示。

    次日拂晓,机枪连通信员紧急来报,后方山林发现百余人的不明队伍。结合战场态势与求援信件线索,张树才判断,这很有可能是溃散的国民党残部。

    他当即部署侦察、果断出击,又通过审讯战俘,确认陈时骥仍藏匿于山中。部队随即分片搜山、地毯式排查,最终将仓皇奔逃、狼狈不堪的陈时骥生擒。

    这段经历后来被张树才写成文章《传令兵“带路”活捉陈时骥》。张小林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表面看是敌军送上门来,实则是父亲和战友善于观察、审慎决断、精准捕捉战机的结果,这也是红军以智克敌的经典战例。“这篇文章我反复读过上百遍。”张小林说,父亲笔下的这段往事,至今读来依旧动人。

    长征前夕,张树才被任命为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除作战任务之外,还要承担干部考察、伤员安抚、队伍思想疏导等工作。

    长期从事湖北革命史、党史人物研究的张肇俊考证,1934年10月10日,张树才跟随红一军团踏上长征征途,亲历一场场决定红军命运的恶战。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中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脚山铺阻击战打响。红一军团面对湘军4个师的数万兵力轮番猛攻,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死战不退,牢牢守住湘江渡口北面屏障,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通道。

    1935年1月,红一军团挥师黔北,参与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作战,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扫清外围军事障碍,也让连续征战的红军获得了长征以来首次难得的休整机会。

    遵义会议后,红一军团投身四渡赤水这一经典运动战,在川黔滇边界来回机动。一渡赤水担负后卫阻击任务,掩护全军主力西渡赤水河,跳出敌军合围圈;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率先攻占桐梓,协同红三军团激战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取得遵义大捷;三渡赤水时伪装成主力挺进川南,调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向西集结;四渡赤水作为先锋直逼贵阳,牵着敌军重兵往返穿梭,最终从包围圈缝隙中成功穿插,彻底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摆脱围堵之后,红一军团继续北上,一路冲破重重自然险阻与敌军拦截。1935年9月,红一军团红2师红4团全力攻坚腊子口天险,两路夹击击溃守敌,彻底打通红军北上进入甘南的关键通道。10月,张树才随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全程二万五千里。

    现存史料关于张树才长征的细节记载并不多。子女们记得,张树才为人“刚中带柔”。他长在江边,常年在战场喊口令,天生嗓门洪亮,隔着半道山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可给战士做思想工作时,他反倒特意压低声音。

    “父亲常说,做思想工作,得先摸透大家心里想的是什么。用家常话把情况聊透了,再鼓劲,才容易把队伍士气搞起来。”张小林说。

    ■ 满树橘子,一个没少

    张小林从读幼儿园开始便离家住校,1969年张树才病逝时,他才20岁。岁月流逝,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父亲的底色他记得真切:低调实在,不搞半分特殊。

    “小时候,父亲总跟我们讲革命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规矩,讲得最多的就是柑橘林那件事。”张小林说。南昌起义后部队向三河坝进发,一日傍晚行至一处村庄,在山坡的柑橘林边休整。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又饥又渴,枝头挂满黄澄澄的橘子,抬手就能够到,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招待他们的老乡,一边递茶水一边忍不住往树上瞟,像是在察看果子少了没有。等到队伍开拔,地上不见一块橘皮,树上的橘子一个没少,老乡当场竖起大拇指,拉着战士们连声夸赞。

    “父亲总说,老百姓的信任不是凭空来的,是一点一滴守本分守出来的。”张小林说,这件事之后,恪守本分、不搞特殊,就成了父亲一辈子的人生信条。

    张小林上初一时考试成绩不佳,需要留级补考。别的家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想方设法给孩子转学,换个环境避开难堪,张树才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儿子留在原校补考,连暑假也要留在学校补习功课。

    张树才常跟孩子们说:“自己的坎要自己过,靠父辈绕过去,不算真本事。”张树才育有5个子女,5人全部参军报国。

    1968年,张树才罹患肝癌,次年在武汉住院治疗,很快病逝。弥留之际守在床边的,只有妻子何建平、小女儿张华和几位老战友。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在各自岗位上,没能赶回来送终。老战友唏嘘,家人心里却清楚,服从命令、坚守岗位,正是张树才一辈子信奉的准则。“这份选择是军人的荣耀,也是我心底的遗憾。”张小林说。

    张小林退役后,进入中船七一九所埋头工作直至退休,知道他父亲身份的人寥寥无几。

    【故事】

    将军去世

    妻子搬进团职住房

    今年76岁的退休军医李小惠,至今还记得当年和张树才、何建平一家相处的点滴。

    1964年秋天,14岁的李小惠随父亲从河南调至湖北省军区,到了大院最先熟识的就是张树才一家。夫妻俩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待人和善,总招呼李小惠一家去家里玩。

    在李小惠的记忆里,张树才话不多,身形清瘦,见了孩子总笑眯眯的。

    张树才病故后,何建平按着自己的职级住进团职住房。李小惠记得,屋子不大,家里陈设简单,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收拾得利落整洁。屋子后头的空地上,何建平自己动手辟出一小块菜地,种上白菜、香葱、萝卜,墙角搭着个竹篱笆鸡圈,养了几只下蛋的老母鸡。平日里浇水、拔草、拌鸡食,都是她自己来。赶上鸡下蛋勤的时候,她还主动给老战友遗孀送几个蛋去。

    对待老战友的孩子,何建平始终掏心掏肺地疼,见了晚辈总一口一个“孩子”,有时还亲昵地唤声“我的儿”,听着格外暖心。

    李小惠还记得,有一回,自己在家吃坏了肚子,跑到何建平家玩时突然反胃,吐了一地。何建平快步过来扶住她,一手轻拍着后背顺气,一手慢慢把她搀到椅子上躺下。转身又去厨房端来半搪瓷缸温热水,递到嘴边让她漱口,又掏出洗得发白的蓝布手帕给她擦嘴角。

    等着李小惠父母过来的时间,何建平还坐在躺椅边的小木凳上,伸手轻轻给她揉着肚子,嘴里轻声念叨“孩子没事啊,缓缓就好”。那天李小惠身上难受得很,心里却暖烘烘的。

    李小惠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张伯伯一辈子朴素本分,一家人待人实心实意。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将军年谱】

    张树才(1914—1969),今武汉市新洲区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特务营连副政委,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红一军团第4军教导团政委,红十五军团第81师政治部副主任,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2师4旅政治部主任,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陕南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勤部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政委,武汉军区后勤部政委。

    本版照片均由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拍摄(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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