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医疗史研究正名

    □ 梁其姿

    中国医疗史的研究者，往往很羡慕西方的同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史这个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不但相关的专书、学术期刊、专业学会已很多，而且不少大学提供医疗史课程，甚至医学院里都有医疗史必修课程，以深化医学院学生的人文修养。现阶段西方医疗史专书和论文的主题已非常多样化，适合不同程度、不同兴趣的读者，学者不难从中找到启发与灵感。因此，中国医疗史的研究者平常都得阅读西方医疗史的相关书籍，以扩大视野，开拓思路。

    最令中国医疗史学者羡慕的，是西方医疗史这一领域并不处于史学的边缘，而是已融入整体的西方文明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

    相对于发展成熟且多元化的西方医疗史，中国医疗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内的“妥当性”似乎仍存在质疑。近年来，我经常被问到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领域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后的历史书写中，从来未能蜕变为“英雄”。主流的历史学也始终以怀疑的眼光对待医疗史研究。

    其实，医疗、保健、药物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分量本来就极重。在最高的层次，社群与政府处理疾病的策略与方式，均能反映社会或国家治理的主流理念。在中间的层次，专业医生、艰涩的医典其实并没有垄断对身体、疫疾的想象与解释。处在医疗关系最底层的病人或其家属，其实都各有一套身体观、疾病观、死亡观等。对史学研究者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念同等重要。因此，医学知识系统的发展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应有密切的相关性，而史学研究者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一相关性。

    记得史学前辈何炳棣先生私下闲谈时曾说过一句话，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意是：我在大海里拼命往岸边游，不要问我姿势正规不正规、漂亮不漂亮，总之我能游上岸，就是成功。进入医疗史这个新领域，就是要抱持着冒险精神与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中国医疗史里有太多有趣的课题仍在等待学者发掘，其中不少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年轻学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和史料，坚持走下去，未来的医疗史研究就可在更深厚的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有一天才能找到医疗史的真正活力所在，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文化。那时，研究其他文明医疗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参考中国医疗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国医疗史会真正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