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派新闻记者肖纯
APEC峰会启幕在即,深圳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世界频频打量这座城市。四十多年前,它以“三天一层楼”成为中国速度的代表。从“三来一补”起步,此后历经数轮转型升级,深圳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
如今,深圳稳坐中国经济第三城,亚洲GDP前五名。
但深圳让世界侧目的远不止这些,还有华为、大疆、比亚迪,以及它们身后的科技创新集群。
当年是渔村,眼下与硅谷一起,站在全球创新的最前排。
很多城市以深圳为目标,无数考察团来到这里,他们看园区、企业、高楼、规划馆。他们看到的,是不是深圳的全部密码?
更深刻的追问是,深圳凭什么成了创新的代名词?
■ 创新生态是公共品
APEC峰会召开前夕,“创新生态与资本市场”论坛暨《创新生态论》新书发布会在深圳举行。这场论坛讨论的,正是近年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深圳为什么能?
“从0到1”是创新的高频词,而深圳崛起本身就是“从0到1”的故事:1980年,深圳GDP 2.7亿元,常住人口33万;2025年,GDP 3.87万亿元,常住人口1825万。纵观城市发展史,都很难找出第二条这样的曲线。
“快”不等于“新”。论经济起飞,新加坡和迪拜不遑多让;论基建速度,中西部城市近年也赶了上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的当下,深圳被国家寄予厚望、让世界认真打量的,是它的创新能力。
所以问“深圳为什么能”,实际上是问“深圳为什么能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员陈宪在新作《创新生态论》中给出了他的答案——生态。
为什么是生态,而不是技术本身?
因为技术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内生的。要搞清楚创新,就要搞清楚技术所在的系统,也就是生态。
陈宪做的,是重新阐释“创新生态”。他给出的定义很朴素:创新生态是一种公共品。
这相当于说,生态是一桩亏本买卖。建的人要付全部成本,用的人却分文不掏。理性的市场主体,会选择“用”生态,而不是“建”生态。这就是为什么到处都在喊“打造生态”,真正的生态却那么少。
生态这么难建,它在深圳是怎么形成的?
华强北1.45平方公里的街区,聚集了上十万家电子商户,柜台上躺着上百万种元器件。一个创客在这里能“一天找齐所有零件,一周做出产品原型”。很多大公司的初创期,研发都依赖并受益于这片街区。
没人规划“华强北创新生态”,也没人为此付过费。每个柜台都只想做自己的生意,没有人在做公益。但十万个“自私”的柜台加起来,就是一件公共品。它们把整个街区的试错成本,摊薄到谁也看不见的程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军在论坛上表示,组织容错的关键不是允许失败,而是让失败变成可保存、可传播、可复用的“负知识”。小组织里,失败即终点。生态足够大,失败会变成信息,替后来者缩小试错的范围。
这正是生态神奇的地方:它靠失败完成新陈代谢。链上死掉一个企业,断的是一环。生态里死掉一批企业,肥的是土壤。
华强北那些关掉的柜台,把采购员、工程师、供应链老手一批批吐回市场,散落进下一批创业公司。失败者不是生态的代价,是生态的养分。
“机械式、靶向式、精准式”,在今天的语境里几乎全是褒义。但陈宪认为,生态恰恰是“精准”的反面:冗余、浪费、大数定律。
雨林里大部分种子不会发芽,这不是浪费,是冗余。没有冗余,就没有生态。一个按“精准”逻辑运转的体系,只会把养分灌给看起来最有希望的那几棵苗。那样长出来的,是盆景,不是雨林。
盆景和雨林之间,有着尺度差异。创新生态也是分层的:国家、区域、城市、园区、街区,层层嵌套。尺度越大,越接近“规划设计”。尺度越小,越需要“自由生长”。
所以“打造创新生态”,国家层面是必须的,城市层面可以成立,但到了街区层面很可能失效。街区这种尺度的生态,只能养,不能建。华强北如此,粤海街道也如此。
■ 深圳“逆向三螺旋”的威力
生态需要肥沃的土壤,更需要物种的相遇。物种密、相遇多,才有频繁的创新反应。
经济学界有一个三螺旋模型:大学、产业、政府,三条链各自转动、缠绕。科技园、孵化器、技术转移办公室就是在三者重叠处渗透出的“结晶体”。
合作是物理拼接,重叠才是化学反应。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先看看三螺旋的范本——硅谷。斯坦福建校后,学校鼓励创业,斯坦福工业园以象征性的租金把厂房租给学生。惠普、仙童、英特尔逐渐成长,形成产业聚集。最后政府入场,订单涌入。
这个顺序被称为“经典三螺旋”,也是全世界很多城市竞相模仿的范本。但深圳却是把三螺旋反着拧的——特区设立,企业不断集聚,政府通过工业区、高新区建设及相关制度供给,为产业成长创造条件。大学是深圳最后补齐的一角。
陈宪将深圳的路径称为“逆向三螺旋”。
“逆向三螺旋”的威力,在深圳得到了充分展示:需求导向明确,工程化和商业化能力强,政企互动灵活,产品迭代快。缺点是创新源头薄弱。
深圳的优势与短板其实是同构的。三螺旋反过来,所以速度快;也是因为反过来,所以源头薄。
相比之下,硅谷的“经典三螺旋”才是多数城市更容易对标的范本,毕竟不少城市不缺名校这个创新原点。
可现实是,作为英国理工科王牌的剑桥,坐拥印度理工学院的班加罗尔,日本倾力打造的筑波科学城,都没有出现硅谷。国内名校云集的南京、西安,也没有出现硅谷。
问题出在哪儿?
陈宪直言:三螺旋要的不是大学、企业、政府三个主体凑齐,而是三种功能重叠。大学多,不等于功能重叠多。
很多名校并未深度嵌入所在城市,而处于“空间隔离”状态。更深的断裂在评价体系,科研成果在墙内,产业需求在墙外。墙内认论文、认职称,墙外认订单、认交期。两套评价体系没有对齐颗粒度。
■ 武汉怎么跑通创新三螺旋的?
也有把三螺旋跑通的城市。
1988年,光谷破土,从那时起,不管产业风口如何变换,武汉始终把光电子信息定为第一战略产业,重仓“硬科技”;
企业的探索更早一些。1976年,武汉诞生了中国第一根光纤,埋下追光的种子。1988年,长飞成立,从合资起步逐渐到自研。此后,“光谷七星”逐渐长成,背后是光谷1.6万家企业;
华中科技大学成了光谷的“人才底座”,光谷多家龙头企业的核心技术骨干大量出自华科大,超过10万名校友在此扎根创业。
武汉有几十所高校、百万在校大学生,高校聚集区与光谷重合,但武汉多年如一日培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才是让三螺旋实现了咬合的关键。
■ 第一个用户的作用有多大
深圳的创新究竟能否复制?
陈宪的回答是:深圳的创新可学习借鉴,关键是要区别什么是马上能学的,什么是需要时间慢慢努力的。
马上能学的是机制。
深圳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身兼两种身份。对世界市场,深圳是乙方,把别人的图纸变成产品;对创新者,深圳又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甲方。
华强北上十万个柜台,就是上十万个用户,每天都在给新技术、新产品下订单。一个零件有没有人买、一个原型有没有人试,华强北马上能给答案。这十万个“甲方”天天用订单投票,投出了一套需求定义权。
乙方的最高境界,是长出了甲方的能力。
第一个用户不只有市场。那些跑出来的城市,都找到了创新的第一个用户。
硅谷最初的用户是五角大楼,孵化出了互联网和GPS。合肥的第一个用户是政府自己,2008年,彼时财政并不宽裕的合肥,为京东方6代线押上了大笔资金。
有没有第一个用户,差别有多大?
张军举出一组历史对照:自贡的盐场,在清代凿出过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钻探技术当时首屈一指,但这些知识只服务于盐业一个场景,最终随盐业衰落一同散失。同一时期,英国的蒸汽机从矿井抽水起步,进入纺织、冶金、铁路等越来越多的行业,长成通用动力平台,撬动了整个工业革命。
决定技术命运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有多先进,而是它进入了多少场景。
过去,多数城市的产业政策都在补贴“造”,很少有政策补贴“用”。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技术与市场高效对接。文件已经把“应用导向”写清楚,剩下的是落地。
与“马上能学”相对的,是需要“慢慢努力”的。
过去四十多年,城市与创新之间,隔着一堵“敢不敢试、怕不怕错”的墙。想跨过这堵墙,首先需要正视失败。
在硅谷,失败被视为宝贵的经验。但在不少地方,失败被当成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于是最稳妥的选择就是不做。
生态靠失败完成新陈代谢。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障人失败的权利,等于掐断了养分来源。这点恰恰体现出深圳的不同。《创新生态论》里写了一个细节:在深圳,“做”可能会错,“不做”的错更大,所以选择“做”。
其次,需要持续降低创新成本。
全书几次写到房价,写到要“降低创新者的生活成本和焦虑感”,这不是题外话。创新生态说到底是生活问题,当一座城市的成本高到年轻人留不下来,再密的元器件、再全的产业链,都留不住生态主体。
最后,不能忽略文化因素。
陈宪表示,能复制的是要素,不能复制的是文化。资本可以引进,园区可以复制,但一座城市对失败者的态度、一代年轻人对它的投票,只能自己生长。判断一个地方有没有创新生态,其实看一件事就够了——年轻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十年放在这里。
华强北的柜台没有规划,粤海街道的企业也不是计划,中科大刚到合肥那年,没人知道什么叫量子产业。
所以,问题不是“深圳为什么能”?而是下一座城市,愿不愿意用同样的耐心,等一个暂时看不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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