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永宽 陈博伊
一个政党的强健,既靠纪律的约束力,也靠党性的内驱力。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对健全民主集中制、锻造干部队伍、严密组织体系、深化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三不腐”、坚持依规治党等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要求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这一部署传递出清晰信号:经过新时代以来的持续发力,管党治党的制度、监督、执纪体系已基本定型并常态运行,外在刚性约束的“四梁八柱”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之上,全面从严治党如何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依靠党性自觉塑造主体,推动管党治党让“外在约束”内化为党性自觉。这不是对刚性约束的松绑,而是标本兼治的深化、自我革命的进阶。
■ “外在约束”与“内在转化”是一体两面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辩证逻辑在于,一是纪律的强制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否则难以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二是党员的主体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最终要落到每个党员的价值认同和自觉行动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制度是客观规范,党性是内在自觉,二者共同构成管党治党的完整支撑。
就此而言,外在约束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功能。党章党规、制度笼子、监督执纪,划定行为边界、规范权力运行、传导惩戒压力,解决的是“不敢”“不能”的问题,构成管党治党的底线防线。没有这套刚性规制,自觉就容易虚化、软化,“宽松软”就会卷土重来。
内在转化则指向更深的层面,解决的是“不想”的问题,即党性是否牢固、信仰是否坚定、纪律要求是否已成为内心的价值准则和行为习惯。只有外在约束而无内在转化,党员干部至多做到“不越线”的被动守规,难以升华为“守初心”的主动担当;一旦党性真正立起来,外在要求就不再是负担,而成为“本该如此、必须如此”的自觉。
由此可见,外在约束是内在转化的前提和底座,内在转化是外在约束的方向和归宿,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叠加、贯通、升维的关系——约束愈严,转化的参照愈明;自觉愈强,约束的成本愈低。这里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把强调党性修养误读为放松制度刚性,认为“靠自觉就够了”;二是把内在转化窄化为道德自省,脱离制度、执纪、监督的实践场景空谈修身。两者都会背离《决定》本意。
《决定》的谋篇布局正是这一辩证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把增强党性列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置于各项部署之首,又对制度治党、监督体系建设作出系统安排,形成“以党性为内核、以制度为骨架、以监督为保障”的顶层设计,确立了“固本培元”与“扎紧笼子”并行不悖、互为支撑的实践逻辑。
■ 全面从严治党对党性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进一步增强党性是管党治党实践深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破局治乱、正本清源:面对一度出现的纪律松弛、制度缺位、作风失范等问题,从立规矩、建制度、强监督、严执纪入手,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于数年之间实现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根本转变,搭建起系统化、常态化的外在约束体系。全面从严治党重在严,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不先把笼子扎起来,任何关于自觉的期待都会流于空谈。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日益完备,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确立并持续深化,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外在约束由“集中发力”转入“常态长效”,为向纵深推进准备了制度前提和实践基础。
但实践的深化也提出了新问题:依靠外部惩戒和监督,边际效能是有限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的隐蔽化、变异化,一些干部的“两面人”表演、一些地方“压力一减就反弹”的现象,根子不在制度缺位,而在党性弱化、信念滑坡。外部约束能管住行为,管不住内心。要跳出“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循环,就必须把功夫下到党性锤炼上,从源头上固本培元。
更深一层看,这也是长期执政条件下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到新时代我们党给出“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其真义不只在于外部监督有多强,更在于党自身是否具备刀刃向内、自我净化的内在能力,而这种能力最终要沉淀为党员党性层面的清醒与自觉。《决定》把增强党性摆在突出位置,正是把制度约束和锤炼党性贯通起来,使全面从严治党既有制度上的刚性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内在支撑。
■ 以锤炼党性贯通“外在约束”与“内在转化”
《决定》把增强共产党人的党性摆在根本性位置,纪律规制、制度规范、监督执纪,最终都要汇入锤炼党性这一根本过程,推动党章党规的刚性要求转化为党员干部内在的价值信念、政治自觉和行为习惯。这一转化不会自发完成,而要依托一套环环相扣、贯通协同的实践体系。
以锤炼党性为核心枢纽,确定内化的根本着力点。党性是内化的承接主体和内在载体。一切纪律、制度、监督的要求,不经过党性,就只能停留在“怕追责、守底线”的被动服从;唯有进入党性层面,才升华为“本心如此”的内在准则。党章党规、政治规矩既是外在刚性约束,也是党性的标尺,锤炼党性的过程就是用这套标尺对照检视、校准自我的过程。《决定》部署的对党忠诚教育、党性分析、政治历练、政德涵养和文化滋养,本质上就是把约束性要求嵌入锤炼党性全流程,把“不能做”的禁令变为“不愿做”的内心戒律,实现从“被动不越界”走向“主动守初心”。
以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夯实自觉生成的思想根基。理论上的清醒是党性坚定的前提。制度条文只告知边界在哪里,党的创新理论则回答为什么必须守纪律、权力为谁而用。唯有读懂理论,才能读懂制度背后的立场与宗旨。因此,理论武装要与党章党规学习、典型案例剖析、检视整改联动起来,使党员干部在“知其然”中明底线、在“知其所以然”中生成认同,以理论认同支撑党性自觉,避免内化沦为空洞的道德自省。
以严密组织体系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依托,实现内化的常态化。“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既是管党治党的组织载体,又是组织化的党性训练场。在组织框架内相互提醒、红脸出汗、集体纠偏,这种制度化的外部推力久而久之会养成定期自我检视的习惯,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服从大局、责任担当也会沉淀为政治自觉。这就把内化过程嵌入日常组织运行,使锤炼党性成为可持续的经常性工作。
以一体推进“三不腐”为抓手,打通惩、制、育贯通的转化链条。“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的制度约束,是前置的、硬性的外在压力;“不想腐”则对接党性自觉和价值内化,是转化的目标形态。三者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接续,而是同时发力、一体贯通:惩治和制度制造压力、划出边界,教育引导反过来巩固惩治与制度成果,防止腐败问题反复发生,把外部推力持续转化为拒腐防变的内在定力。
以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为支撑,推动被动接受监督向主动自我检视转变。各类监督贯通、嵌入式日常监督、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重点监督,是典型的外在约束形态,但监督的高阶目标不止于发现、查处问题,更在于塑造党员干部在监督下履职用权的习惯。长期、常态、近距离的监督,会引导干部从“提防监督”转向习惯监督、主动自查自纠,把外部审视内化为自我革命的检视视角,使监督体系不仅是约束的防线,更成为涵养自觉的长效机制。
让“外在约束”内化为党性自觉,须守住两条底线:一是转化不等于松绑,制度刚性、执纪力度、监督强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自律不能替代他律;二是转化不能虚化,要防止学习走过场、表态多于行动,用制度执行力、作风建设状况、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内化实效。同时要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须在外在约束上要求更严、在锤炼党性上标准更高,用好党性鉴别结果树立重党性的用人导向。
让“外在约束”内化为党性自觉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在标本兼治上的纵深推进。以刚性约束筑牢底线,以党性自觉升华境界,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全党就能在革命性锻造中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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