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出版。该书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教授主编，由国博约30位专家共同参与编写，从国内外近50家博物馆中甄选出200余件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刻石、书画、丝织品等不同类型的代表性文物，借文物之口，讲述中华民族历史故事。

    “后母戊”鼎、红山文化玉龙、冯承素摹《兰亭集序》卷、各种釉彩大瓶、人面鱼纹彩陶、“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瑞鹤图》《宋太祖蹴鞠图》、成化斗彩鸡缸杯、唐摹本《女史箴图》……该书挖掘这些耳熟能详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时代价值，生动还原中华民族历史大背景下的武王伐纣、春秋争霸、秦始皇统一中国、丝绸之路、少数民族大融合等一幕幕历史大剧。

    书中配有300余张文物高清大图、局部细节图、复原图、线条图，以及书画、拓片、壁画等，为读者打造了一场视觉盛宴，比博物馆参观更近距离、更细节、更轻松。

    本报在此选载其中若干章节。

    ■ 利簋的32个字揭开千古之谜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街道）农民搞水利建设时，于一处周代遗址的窖藏中发现了一件带铭文的青铜簋，因作器者名“利”，故称利簋。让人们震惊的是，利簋上赫然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直接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古文字材料，为人们历时2000多年确认西周代商的时间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证。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战是西周代商的重要节点，历来被视为夏商周年代学的关键，由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最早开始探索。

    确认武王克商（灭商建周）时间之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传世典籍证据不足。如西周共有多少年？据战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孟子》、古本《竹书纪年》《史记·鲁世家》《世经》等记载，西周计年相差200—300余年。

    二是学者大多从个人专长或专业出发进行研究。如，西汉末年学者刘歆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西周建立的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梁启超推算为公元前1027年，天文学家卢景贵提出公元前1046年的观点。

    三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没有形成合力。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伊始，梳理不同学科对西周代商年代的代表性意见达40余种，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上下相距达112年。

    在近年的探索中，诸多科技手段被运用到研究中。如用常规法和AMS法（一种高精度测量放射性同位素比率的技术）对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做了碳-14年代测定。同时，还用碳-14年代测定商后期的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系列、西周的琉璃河（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系列和曲村—天马（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曲村）系列。专家还对殷墟甲骨文宾组卜辞中5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认证和计算，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年。最终，根据利簋铭文中天象的记载，通过对天文的推算，专家将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簋，流行于我国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

    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各20.2厘米，重7.95千克，圈足下附方座，双兽首衔鸟头状耳，耳下有垂珥。整件器物上为圆体，下为方体，整体造型表达出“天圆地方”的理念。造型典雅、厚重、庄严、雄伟，其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呈现出一种威严与狞厉之美。

    利簋的铸造采用先铸造器体或附件，然后将两者接铸的分铸法，较多承袭商代遗风。矿石为孔雀石，燃料为木炭，所用陶坩埚又称“将军盔”，一次能熔铜12.5千克。将熔铜液浇注到事先做好的陶质模范内，冷却后便可成型。

    利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计32字：珷（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又（有）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星当空。（战斗到）次日天明，攻下商都。七天之后的辛未日，武王驻扎在阑这个地方，赏赐主知天道的史官“利”（人名）吉金（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祖先檀公。

    利簋铭文透出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记载了牧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印证《尚书·牧誓》等古籍记载，和文献、天文条件等信息契合。

    二是专业史官记载了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铸造此簋的“利”的职务为“右史”。《左传·哀公元年》和《国语·周语》都曾讲到周人史官主知天道。

    三是此簋的主人为“利”。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西周时期最早的署名青铜器。利用周王赐的吉金铸造此簋，作为礼器祭祀祖先，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已传承到周朝，并发扬光大。“祀与戎”对后世中国礼乐文明和儒家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8000年前的草药罐里装了什么？

    2001年7月，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一件被丢弃于泥土中且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釜是一种炊具，通常与支座配合使用，用于煮食烹饪食物。历史上曾有不少关于釜的典故，如“豆在釜中泣”“破釜沉舟”“釜底抽薪”等。

    这件陶釜出土时，器内盛有一捆20余根植物茎枝。茎枝长5—8厘米，单根直径0.3—0.8厘米，纹理结节清晰，整齐地曲缩在釜底，茎枝之间不间杂泥巴，与底腹的接触面也十分清爽。据此观察，推测这捆植物茎枝在被丢弃前就在釜内，丢弃过程中没有散乱，而是紧密地粘连在一起，比较符合茎枝被煮软后的特点。另外，陶釜外壁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证明曾经过火炊。经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植物标本被定为茎枝类。鉴于这些茎枝不可能被直接食用，故应是因陶釜破裂而被丢弃的煎药。至于煎煮的具体是什么草药，已无法进行植物鉴定，所以这8000年前的草药罐里到底装了什么药，目前还是个谜。

    在使用化学合成药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人类一直使用天然药物治疗疾病。这些天然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其中植物药应是人类发现和使用最早的药物。

    考古人员曾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叶片堆积遗存，而樟科植物有不少是药用的，说明7000年前的先民已经知道这些植物无毒、可食用，或有可能已懂得利用樟科植物驱虫治病。

    医学界曾将中药起源的时间定在《黄帝内经》问世的先秦时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这一陶釜草药罐，加之釜内被鉴定为茎枝类植物的标本，为研究我国中草药，尤其是煎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除了植物药，在中华传统医学中，针灸也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根据先秦时期文献记载及考古实证，研究人员一般把针灸出现的时间定在新石器时代，但其渊源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在跨湖桥遗址中，同草药罐一起出土的，还有疑似用作针灸的钉形器。

    针灸由砭石发展而来。砭石可谓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器具。最初，砭石主要用于破开脓肿、排除脓血；后来发展为针灸，用之刺激身体的特定部位，以消除或减轻病痛。这些锐利的医疗器具可以用石料、骨头、竹子、木头等制作。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一种钉形骨（木）器，头部尖而不锐、温和柔润，被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针灸工具。

    春秋时期，已经有擅长针灸的名医。《左传·成公十年》记载了名医医缓于公元前581年为晋景公看病的事例：“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针灸）不可，达之（汤药）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医缓指出晋侯已病入膏肓，无论针灸、用药都无能为力。这是史书所载较早的一份病例。

    有意思的是，人们现在常使用的成语“针砭时弊”，意为像医病一样指出社会问题，其中的“针”和“砭”即锐利的医疗器具。

    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