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日等国一些“考察”“探险”者骗取、掠夺，致使流散海外，约五万件分藏于十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首次全面梳理自己四十年来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结集为《满世界寻找敦煌》，其中记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寻找的艰辛，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不少独到的心得与感悟。本书不仅是一份一流学者的学术成长记录，也是国际敦煌学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荣新江说：“我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一篇书评，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他说这本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我们是读不到的。那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一系列讲演，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以及这项历时四十余年的艰辛考察经历，用我的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

    他说：“这些东西可能今天的年轻人看着很可笑，今天拿着手机上的地图，可以到处跑，丢不了自己，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Email，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行走。今天回想起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我这么多年搬家，很幸运还保留了一些当时调查记录的小本子和信件，一个小本子简单记录了当年的日程，一个小本子记录了我要找的一些人的信息，可以复原当年联系的人和一些时间点。我发现当时在国外联络的一些人，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到国外去留学或进修的人，很多现在已是精英，有著名的大画家、中科院的院士，都是帮我安排过住宿的好伙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作为一个研究敦煌的人其实很幸运，当年西方列强在敦煌之外，还去吐鲁番、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我循着他们的收藏到处跑，世界各大名城都转了一圈。我的学术是和旅行捆绑在一起的，旅行也是学术，增长了许多见识。”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书评】

    ■ “敦煌”在哪里，脚步就追到哪里

    □ 徐俊

    ○ 几代中国学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追寻

    《满世界寻找敦煌》是荣新江先生四十年在世界各地追寻敦煌宝藏的真实记录，按时间顺序和地域区分，每一次寻访都还原到年月日、乘坐的交通工具、行程起讫，以及为什么要去、与谁同行、看到了哪些文物文献，辅以当时的照片、信件、手绘地图、手稿、藏馆宣传页等等，满目琳琅。并将所知见的敦煌西域文物文献，放到19世纪西域探险史、考古史以及作者所从事的敦煌学、西域中亚史、隋唐史、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的脉络中，条分缕析，画龙点睛，用最精要的语言点出其价值。

    《满世界寻找敦煌》首先是一部个人学术史，但因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执着的学术追求，真实具体的细节呈现，赋予本书多方面的特质。可以说，这是一本19世纪以来西域探险史的极简读本；这是一本敦煌及西域文物文献发现及传藏史的详解；这是一本以西域出土文物文献为主线的史学研究指南。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二十余年，文物文献散落世界各地，从早期中国学者参与的编目、抄录、影照，到如今实施“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推进数字化回归；从罗振玉、王国维，到王重民、向达，到本书作者荣新江，中国学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艰苦的追寻。本书也是中国学人满世界追寻敦煌宝藏百年历史的集中写照。

    地图是本书一再出现的“高频词”。本书大量篇幅讲述的是前互联网时代在欧洲的寻访经历，留下了许多与地图有关的故事和信息。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与张颂南‘对开’”，所谓“对开”，就是住在巴黎的中央美术学院张颂南要去阿姆斯特丹看画，而作者正要去巴黎看敦煌文书，在伦敦约定十天后各自离开自己的住所，前往对方的城市，借住对方的住所。

    作者说：“5月6日星期一，一早赶到海牙，转乘7:42的车前往法国，火车晚点，下午1:30到巴黎北站，按照他给的地图找到他的宿舍，记得是一座学生公寓模样的楼。我进去之后，在编号是他的信箱里拿到他留在那里的钥匙，开了他的门，把他宿舍当做我在巴黎的旅馆。”

    书中相应章节附载了张颂南为作者画的地图。作者说：“这就是我和张颂南‘对开’的友谊，这也是我们当年留学在外的人之间的信任感。”

    最有趣的故事是“你坐出了地图”。作者到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调查，在闭馆前看完了所要看的材料，按照约定要在7点前赶回大使馆教育处。结果匆忙中看错了站名，从地铁里上来后，发现是个陌生的地方。于是去问路边一位老汉，他看了半天作者递过去的地图，说：“你坐出了地图。”很有画面感的叙述，读来不无幽默。“你坐出了地图”，可以说正是“满世界寻找”的恰当的妙譬。

    书中一再被提及的东西，是学者见面互赠的抽印本。在前互联网时代，抽印本是学术同行间深度交流的载体。作者在剑桥访问贝利教授，“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是否有关，就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从他家走到袁亚湘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贝利慨赠70多个抽印本。回国后，作者去向季羡林先生报告，季先生说：“怎么不拿两份！”

    ○ 学者就应该“挖到生土层”

    作者在对比西方探险者与清末官绅在得知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不同反应后说，伯希和放下原来的目标吐鲁番，直奔敦煌，而清朝的知识分子被锁在书斋里三百年，缺乏西方考古学者的进取精神。叶昌炽虽然看到了敦煌写卷，但没有前往敦煌追根问底，正是缺少今天考古学家挖到生土层的精神。作者说：“现代学者，满世界寻找敦煌，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刨根问到底。”本书所呈现的追寻过程，正是这种“挖到生土层”的刨根到底的生动体现。

    挖到生土层的精神，贯穿全书，也可以说这就是作者的治学精神。我们可以从对一件敦煌所出宋代水月观音像近百年流传史的追寻以见一斑：1904年9月29日，敦煌县长汪宗翰给叶昌炽送了一幅敦煌绢画《水月观音像》，同年10月13日，敦煌王宗海送给叶昌炽画像一帧，画像上画了南无地藏菩萨、五道将军、道明和尚，下方有一个妇人拿着花。叶昌炽晚年将收藏品出售，两幅绢画都归了浙江吴兴蒋汝藻传书堂。王国维看到这两幅绢画，并写了两篇跋文。1925年，蒋汝藻藏书出售，两幅敦煌绢画归于上海书肆主人金颂清。1930年再度易手，绢画的新主人是日本山中商会。1957年得知，《水月观音像》已归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但《地藏菩萨像》却一直没有踪迹。

    作者说：既然《水月观音像》在弗利尔美术馆，《地藏菩萨像》会不会也在弗利尔？1997年，终于有机会去弗利尔美术馆。作者把叶昌炽日记、王国维题跋、金颂清售画记录，复印了一整套，带到弗利尔。馆方接待人看后，不动声色，带着进到库房，先看到了《水月观音像》，然后看镶板另一处，《地藏菩萨像》果然也在。

    馆方表示，过去不敢发表《地藏菩萨像》，是因为绢画保存非常好，十分清晰，看过的人不少觉得是假的，因此不敢示人。作者刨根到底的探究，解决了馆方对《地藏菩萨像》真假的困惑。终于见到这位公主的真容，作者写道：“公主安然无恙，色彩如新，使人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