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洪波

    “地理大发现”作为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探险活动，是空间的大发现，也是时间的大发现。

    空间的大发现，好理解，地理大发现发现了地球表面被海洋包围的众多陆地，实证了“地球是圆的”，从而为殖民、贸易和宗教乃至疾病传播打开了新的空间，世界史从此成为全球史。

    时间的大发现，一般不容易想到。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博物学、自然史、生物分类开始兴盛起来，创世纪所宣称地球史、生物史显得过于短暂，无法有效组织起对自然知识的解释。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不只发现了新的陆地和动植物，还发现了各种新的种族、民族、文化、社会形态，这些同一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来的差异，既使人惊异于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也让人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

    欧洲历史上有过“蛮族入侵”，但即使“蛮族”也只是文化的差异，而不存在“他们是不是人”的问题，其生活样式和社会形态差异也没有大到难以理解的程度。新发现的“土著”很不相同，以发现者的眼光来看，那些“土著”无论在生物特征上，还是生活环境、生活样式和社会形态上，即使不是“非人的”，至少也是原始的，与发现者的世界存在着时间落差。

    地理大发现后，启蒙运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扑面而来，进步主义、进化论等思想更加强化了进步与蒙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观念，这些对立性的观念，既成为一种解释框架，也为传教活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提供了合理性。拥有现代文明的一方，对不现代的一方进行征服、掠夺、杀戮，似乎都属于“强迫将其纳入现代世界、文明世界、进步世界”，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征服、掠夺不过是将落后者的社会时间从古代调整到现代，拒绝被调整则意味着无权生存，这就是所谓“强权即公理”。

    “强迫现代化”的虚伪性，在于它并不以被纳入者自身实现现代化为目的，而是以其被纳入“世界体系”为目的，而在这一体系中先进者与落后者的角色已经固定，黑人要到美洲去摘棉花、华工要到那里修铁路，最高身份就是充当买办。脱离这样的地位，是体系所不允许的。

    这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武装了时间阶梯上的先进国的国民，甚至武装了时间阶梯上的落后国的人们，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赵太爷准没错”的“先进者有理”论，进一步形成普遍的“西方中心主义”。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社会时间的认识上，普遍接受了“现代化”标准，以及潜伏着的“谁现代谁有力、谁有力谁有理”的观念。

    这种普遍的观念认同成为差序井然的“鄙视链”，使“先进者自负、落后者自卑”不仅成为一种实然，而且成为一种应然。它具有精神上的“夺舍效应”，让人无论在事实判断、文化判断还是审美判断上，都把“先进国”视为标准，甚至让“后进国”对自己的人种和民族产生出厌弃。

    甚至在科学领域，这种“先进者自负”也内在地体现出来。例如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本身是依靠田野调查来进行的，强调对话、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但仅仅一个或一组人类学者就可以对一个社会产生“调查一切”的宏大愿景，无非这里面隐含着“全能全知”的学术权力，是基于“先进者对落后者有权力也有能力进行全面审视”的判断。面对一个现代型社会时，研究方法就不是这样，会划分出很多专业，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可能还会说去观摩学习、考察研究，这才显得适当妥帖。只有当研究一个“落后社会”时，才会让人类学一抹带十杂，俨然显学。民族志几乎成了一种针对落后社会的专门凝视，骨子里的居高临下，学术上的俯视姿态，跟真正的平视、沉浸和理解不是一回事。

    自地理大发现导致人们发现种族及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以来，种族似乎已经从进步时间表的优劣序列中解脱出来，但因为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发展差序尚待消除。社会、文化和发展模式基于“社会时间排序”的认识而产生的“鄙视链”则仍然牢固，而且某些顶端、高端社会努力维持这种“鄙视链”，可能还是当今发生所谓“全球化逆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