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明蕾

    凯文·普茨，美国当代作曲家。不久前，杨洋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专场献演了他的新作，《维勒莱》、《寂静的挽歌》和《乐队协奏曲》。

    说来惭愧，普茨的大作我至今一首都未听过，但不妨碍从网上获知他的信息：冉冉升起的作曲巨星，2012年普利策奖和2023年格莱美奖得主，作品众多、赞誉纷纷、影响不小，音乐教育上也有自己的一套。

    即便在欧美已声名显赫，普茨的作品在国内还是上演寥寥。不过这次却从乐评人唐若甫的描述中得知现场良性反应，“人头攒动的听众席，满目皆是任教、驻扎和活跃于上海的老中青三代作曲家，兴致盎然的乐迷纷纷拿起手机举着人手一份的节目单自拍”。就是说，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都对普茨产生了浓厚兴趣。就此而言，我要说，普茨运气不错。

    说普茨运气不错有比较对象，那就是匈牙利重量级现代作曲家理盖蒂。著名华人作曲家陈其钢对理盖蒂的遭遇颇感遗憾：虽作品上乘，但是在北京举办其作品音乐会，听者不过一二十人。陈其钢评，他们根本“不想去听新的东西”。

    问题是，“新的东西”就一定应该有号召力吗？这说来就有些复杂，作曲家的名声是一个因素，作品本身是另一个因素，更关乎听者先前的赏乐经验，也不乏宣传上的努力。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除了作曲专业工作者和少量资深乐迷，现当代音乐作品基本令观众听而无感，调性不分明，旋律不中听，和声不和谐，作曲家意图不清楚，大多时候听了如入五里雾中，几乎颠覆了人们的听觉体验。何以如此？关乎现代音乐的创作理念。

    简单说，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音乐，其最大旨趣莫过于摆脱之前浪漫主义音乐的束缚，大开马力全面创新。创新讲求个性，强调新发现和自我表现。创新的大旗下分支林立、五花八门，诸如表现主义、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　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等等，不一而足；德彪西、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韦伯恩、贝尔格等代表人物也随之风云一时。创新并未设置边界，所以才会出现约翰·凯奇惊世骇俗的大作《4分33秒》，演奏家上台不过在钢琴旁干坐4分33秒便算完事，这样的作品，即便有说成花儿一样的理念（论）为其背书，怕也难有号召力。

    话虽如此，现当代作曲家还是创作了大量经典，没有这些经典，当今古（经）典音乐的版图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个人品位而言，我热爱巴洛克、古典、浪漫（包括后浪漫）时期的许多经典作曲家作品，也激赏如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和巴托克等现代作曲家的代表作，在赏乐的好恶上仅针对具体作品，而无时代偏好。

    当然，我也要承认，欣赏现当代音乐有一个克服听觉惯性、走出聆听舒适区的问题，现当代作曲家花了那么大的心力去开拓创新，未经训练的耳朵怎可能顺顺畅畅地一“听”如故？你去读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看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试试，可不一样障碍重重？

    回到普茨，据称他这次亲临演出现场，并亲自介绍作品创作心得和背后故事，令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有专业人士评论这场音乐会作品，认为“凯文并没有为画面感而失去专业度，也没有为作曲法而妥协旋律美。他在音乐中所呈现的近乎完美的平衡感、分寸感、体验感、画面感、高级感和故事性是其音乐经久不衰、屡获殊荣的法宝。”这或许就回答了普茨走红的缘由，他以自己的作曲实践告诉听众：不要对现当代音乐形成刻板印象。

    现当代音乐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听众，我们的口味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18、19世纪。接受现当代音乐，保持敏感和开放的态度是必要的。好的听者当与创作者相向而行。当我们欣赏普茨时，亦请不忘祝他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