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昕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它的创办人陆费逵是中国现代的杰出出版家，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曾经在武汉开办过书店，销售过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也曾经办过报纸，发表抨击晚清时政的文章。他还主编过《教育杂志》，鼓吹教育救国。他做出版，最初是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国文部编辑，后来还做过该社的出版部长。辛亥革命以后，陆费逵决定独立门户，成立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以纯粹的民族出版业的姿态出现的，这和“商务”当时还作为中日合资企业不同，因此它的名称叫“中华书局”；第二，它是以竞争的姿态出现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商务”。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编一套“华人自编，华人自营”的国文中小学教科书，以适应新成立的政体，体现民族教育理念。中华书局成立后不久，这套教科书上市，因其显露独立共和的新观念，张扬民族自强的精神，受到国人的欢迎，迅速和“商务”出版的国文教材形成两强对峙的局面。由于教材打响，中华书局发展很快，几年以后就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

    “商务”在1915年出版了《辞源》，“中华”在同一年出版了《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个，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部字典都是中国所有字典中收字最多的。

    “中华”组织编写和出版了《辞海》，最后由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出任主编。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辞海》经过不断修订，现在还在使用，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中华书局的名下。原因是中华书局公私合营后从上海迁至北京，舒新城先生留在上海。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时，谈到《辞海》应该修订再版，仍然由舒新城主持。这样舒新城在上海又组织了辞书编辑部，后来这个编辑部演变成上海辞书出版社。

    在“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的同时，“中华”瞄准了《古今图书集成》。该书是康熙年间编辑的一套大型类书，于雍正六年（1728年）完成，共1万卷，一亿六千万字。这部书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齐名的三大皇家巨制之一。当时只印了64套，经过200年，有失传的危险。1934年，中华书局根据康有为私藏的雍正本影印，到1940年出齐，共印制1500套。这是对中国古籍的一次成功抢救。

    “中华”还推出《四部备要》，与“商务”《四部丛刊》在时间上差不多，但是《四部备要》规模比《四部丛刊》小一半左右。按理说，既然“商务”出版了更全的，“中华”还有什么必要出这个小规模的精选系列？

    中华书局有绝活。这套《四部备要》不是影印的，而是排印的。它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排印本的大型古籍丛书，用以排版的铅字，叫作“聚珍仿宋体”，这种字体当时中华书局注册了专利，后来成为中国现当代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字体，也是今天我们电脑中的仿宋体字型的来源。

    除了出版业务之外，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还有一门独家生意，这就是印制民国钞票。由于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一直是“中华”董事，所以“中华”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拿到这个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曾经是中华书局的重要经济支柱和利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