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彼得·图尔钦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是一名生态学家，以研究甲虫、蝴蝶、老鼠和鹿的种群动态为生。当时，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快速发展使动物生态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复杂性科学将计算机建模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以回答诸如为什么许多动物种群会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等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觉得我们已经回答了我进入该领域时希望研究的大多数有趣问题。我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一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包括过去的人类社会和今天的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和致力于此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被称为历史动力学。我们发现，在过去一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复出现的重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着无数的差异，但在根本的和一些抽象的层面上，复杂的人类社会是根据相同的一般原则组织起来的。

    从一开始，我和我在这个新领域的同事们就关注政治一体化和解体（特别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崩溃）的周期。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发现可以说是最有力的，也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通过定量的历史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地的复杂社会都会受到反复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的政治不稳定浪潮的影响，这些政治不稳定的浪潮是由在人类数千年历史里运行的同一组基本力量引起的。几年前，我突然意识到，假设这种模式成立，那么我们就正在走进另一场风暴。

    学科专家和政治家经常援引“历史的教训”。问题是，历史记录是非常丰富的，无论他们在政策辩论中支持哪一边，他们都可以很容易地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案例。显然，从这些像摘樱桃一样精心挑选的例子中做出推论是不可行的。

    历史动力学则不同。它使用数据科学的方法，将几代历史学家汇编的历史记录作为大数据。它采用数学模型来追踪复杂的社会系统，即我们的社会中不同“运动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网络。最重要的是，历史动力学使用科学的方法，其中的替代理论将接受数据的实证检验。

    2011年，我受邀参加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历史研究部门组织的一次年度会议，在会上发表关于历史动力学的主题演讲。会议的重点是如何利用历史为国防提供情报。在我之后的下一位演讲者安德鲁·夏普准将谈到了历史领域的本质、个性和韵律。许多国家的国防机构都非常重视历史作为科学的可能性。

    以下是我于2012年9月3日在博客中所写的内容，提到了我在2010年所做的预测：

    “我非常大胆地做出预测，2020年（或前后几年）将出现一个政治暴力的高峰。如果这个预测失败，那将是理论出错的结果，或者是某一不可预见的重大事件影响了社会系统，又或者是发生了完全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我相当肯定，这不会是因为美国决策者突然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授所写的内容，然后采取行动避免这种不希望发生的结果。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会非常高兴。如果未来非常暗淡，而我们无法改变，那么预测未来有什么意义？我们就会像一个注定要在日出前被绞死的人——清楚地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却对此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