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柏

    《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一书的理论框架进化长达35年之久，揭示了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历史同时代性和共同特征，对我们思考中国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的挑战，选择何种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 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

    每一种既有增长模式都曾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任何一个增长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选择，并且每一个选择都有其相应的代价。

    在现有的几种增长模式中，以创新为标志的投资驱动部分在未来无疑最有发展潜力。在数据成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中，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在不断地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将不仅使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各项基本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果成功地应对数字革命的挑战，中国将有可能实现在发展道路上的弯道超车。

    出口驱动增长模式早在本次贸易争端爆发之前就已经显出疲态，而贸易争端更是凸显其脆弱性。中国的出口由于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对价格要比德国产品更为敏感。与德国相似，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双层结构：一边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另一边是城市地区的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等非贸易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双层结构导致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比例持续下降。

    2008年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吸纳能力下降，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中国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处于转型之中。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国际环境中，这一模式的空间会更加缩小。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长期化，跨国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势必会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固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其他市场并争取和其他国家签订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定会在WTO的规则方面更多地制衡中国的出口驱动增长模式。未来的国际环境对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更为不利。

    ■ 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增加筹码

    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保护主义浪潮和正在进行中的贸易争端，要求中国必须思考在最坏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因此，中国在选择新增长模式时不妨持一种“贸易归零”的基本假设，重点考虑如何利用国内要素驱动，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立足于内部循环的基础上。贸易归零的假设并不是要放弃国际贸易，而是把中国现有的巨大贸易量完全视为额外的安全赘余。这样，即使贸易争端长期化，甚至出现全球化全面逆转，中国经济也不至于遭遇灭顶之灾。立足于内部循环的新增长模式不仅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恰恰相反，它可以有效地对冲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会为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

    虽然许多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笔者倒是认为贸易争端更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推动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收入分配，以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各个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凤凰涅槃。

    向消费驱动转变不仅可以稳住现有外资和吸引新外资，而且还可以对冲贸易争端，更是变成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

    目前，为什么许多外资面对高关税的威胁还选择留在中国？第一，许多企业会认为贸易争端不会持续太久；第二，许多产品只有中国能生产，其他国家只能从中国进口；第三，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无法被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轻易取代。但是如果贸易争端长期化，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长期征收高关税，跨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就必须考虑产业链转移。从长期的视角看，中国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只有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规模。

    一个国家消费市场的规模与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博弈的实力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美国正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它有资本与许多国家同时发生贸易争端。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总额在2017年已经追上甚至超过美国。如果假设目前两国消费总额大致相等，而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4，那么中国国内人均消费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25%。如果把中国人均消费额从目前相当于美国的25%上升到60%，中国国内消费总量应该相当于美国的240%。与其计算中国何时可以赶上美国的GDP总量，不如算中国国内消费总额与美国之比何时能达到两国GDP之比。只要中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不仅跨国公司不敢轻易把产业链转出中国，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西方各国根本无法结成针对中国的贸易联盟。

    中国只有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才会有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只有当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国内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中国才可以在企业间贸易被大面积破坏的条件下仍然掩护出口结构中低端产品的产业间贸易的国际市场，并为产业升级换代后的高附加价值产品打开产业内贸易的国际市场。

    ■ 转变增长模式应对科技革命

    增加实际工资、向消费驱动转型，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的2.0阶段，它是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对世界应该做出的贡献。在过去40年里中国采用的出口驱动模式依靠的是国际市场为本国制造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在全球生产方式中，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使本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同时也得以用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这是一个真正能够双赢的选择。

    向注重实际工资的消费驱动转变，增加公共服务和强化社会保障也是为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社会冲击做好准备。

    新经济的迅速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支撑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西方的语境里讨论人工智能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机器人可以大规模取代人的劳动时，资本出于利润驱动的原则将会大幅度削减就业人数。当劳动力失去参与生产过程的机会，他们将以何种形式参与未来的分配？他们的生计将以何种形式得以维持？

    中国由于各种结构和制度的原因，在发展以数据为生产资料的新经济时，有希望实现弯道超车。其中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规模对发展数据经济十分重要。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很有可能早于其他国家遭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对社会造成的严峻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尽早开始制定政策，把扩大公共服务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到优先的议事日程上来，应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冲击的核心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