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等目标。《建议》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可见，内需拉动经济，绝不是仅仅依靠“吃吃喝喝”的消费、“买买买”的购物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构筑完整的内需体系。尤其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所以，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8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 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体现在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需达到一定程度。目前世界十大经济体，除中国外，还有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印度、俄罗斯。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56.6%，其他九个国家则均超过70%。如果再细分最终消费率的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24年我国为39.6%，在上述十国中是最低的。
《建议》要求“十五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8.7%、38.5%、38.9%、39.2%和39.6%。也就是说，在过去的5年期间，与上年相比，每年居民消费率始终没有达到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5年后要达到目前俄罗斯50.8%的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就需要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如果十年后要达到目前俄罗斯50.8%的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就需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要达到此目标，就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取决于居民消费率，也取决于政府消费率。但是“十五五”期间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政府消费率，因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2024年我国政府消费率为16.6%，低于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俄罗斯和意大利。政府消费用途主要是聚集公共服务与自身运转的当期消耗性支出，如教育、医疗、国防、公共管理等日常消费与人员薪酬。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既有利于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也有利于助推内需主动力。在大力提振消费方面，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是明智之举。我们看到，虽然2025年政府财政收支压力不小，但民生投入不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4.4%，其中教育支出增长6.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5.9%，卫生健康支出增长5.3%，也就是说，在投资于人的增速方面高于GDP的增速。今后，我国以养老、医疗、教育、失业保险为重点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 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持续流畅的投资。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只有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才能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
根据《2025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的民间投资2013年增速为20.1%，2024年下降为负增长（-0.1%），我国的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2014年为57.8%，2024年为50.1%，十年期间下降将近7.7个百分点。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2012年突破10万亿元，2017年突破20万亿元，但2021年至2024年的规模都在25万亿元徘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有待优化。值得我们参考的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2024》对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评估，例如在关于监管框架方面，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几乎不分上下，新加坡居第14位，中国香港居第13位。但在关于公共服务方面，新加坡居第2位，中国香港居第16位。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政府直接提供或委托私营企业间接提供的，为促进企业发展的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这些几乎涉及了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内经营运行所需的重要环节。私营企业是各国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对各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营商环境成熟度报告2024》中有一系列对私营企业发展提供帮助的公共政策和法规，促进企业开设创办、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便利、创造良好就业机会、促进非正式员工及企业向正式员工与企业过渡等。在诸多的激励政策中，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机会平等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这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
2025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阻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不少是地方保护主义干预下造成的，其结果无疑会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也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实践表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特别需要关注民间资本运转所具有的连续性。这意味着一旦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企业固定资本的正常周转，固定资本的闲置时间越长，不仅损耗更大，而且必须支付的劳动力费用也更昂贵。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曾指出：“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因此，保证以货币为媒介的国内融资渠道流畅无阻以及保持金融供给的充足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2025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十分适时的。
■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十五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必然结果。但是目前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方面还存在短板。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不少就业歧视现象，如户籍歧视、性别歧视，以及毕业学校的歧视。2035年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构想之一，就是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浙江将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确保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提高生活品质。
再例如，在土地市场方面，也还欠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际调研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令人困惑的现象，特别是有的地方即使农村的建设用地价格达到了城乡统一的标准，但在农村建设用地上面所开发的财富流转，仍被局限在集体经济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目前还无法更广泛社会意义上的财富增长。因此，消除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开发后阻碍财富流转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仍需大刀阔斧改革推进。
尤其身处当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是迫在眉睫。比如，审计署审计披露，至2025年3月底，由于税务与海关、财政、 自然资源等部门尚未建立有效的数据共享和利用机制，2021年以来共少征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费724.23亿元。上述例子也许挂一漏万，但无不说明，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需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持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