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婵灿

    西安麦田边一棵孤零零的网红树，因为打卡者太多踩坏麦田，村民不得不砍去树冠，强行终结这场流量狂欢。上海武康路蝴蝶结阳台引来围观热潮，住户被迫摘掉蝴蝶结；河南花果山一处民宅因花墙走红，房主不堪其扰，只得关门离家。

    在流量时代，许多网红打卡点都不在景区，而在偶然中走红。当网络流量毫无商量地灌入居民日常空间，而属地又缺乏应对机制，网红逻辑与居住逻辑之间便爆发了冲突。

    这种张力并非偶然。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曾说，空间不是静态给定的，而是被社会关系、实践活动不断“生产”出来的。今天，一个默默无闻的街角，可能因一条短视频就被赋予网红价值，这背后是大众审美从宏大景区走向市井烟火、打卡拍照成为新的社交表达的必然产物。

    问题在于，当网红打卡点藏在居民区，网红逻辑和居住逻辑便不可调和：网红逻辑是瞬时性、消费性的，打卡者只需“到此一拍”；居住逻辑却是持续性、日常性的，居民需要长期稳定、安宁有序的生活。

    冲突根源在于获益与成本完全错配。打卡带来的情感愉悦和流量红利由无数分散的网民共享，而秩序成本，那些被踩倒的麦子、日夜不息的喧闹、被围观的憋屈，却落在少数居民头上。这不只是素质问题，更是空间生产中的权利与责任严重失衡。正如马克思谈及商品交换时所言，交换价值常常压倒了使用价值——网红空间强行进入“被围观”的交换轨道，而居民赖以生存的使用价值，则轻易被牺牲。

    很明显，要网红逻辑，更要居住逻辑，这符合一般人情。然而，网红逻辑与居住逻辑真的天然对立吗？

    实践表明，当居民以自治方式参与空间规则制定时，完全可能从冲突走向共处。

    重庆白象居因电影取景走红后，业委会牵头征求意见，成立“白象居自治服务队”，推出打卡游览“七条”文明公约。天津西北角美食街区设立社区基金，由街道办、居民和商户组成共管理事会，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完善民生和提升游客体验。威海火炬八街组建由警察、商户、城管和志愿者构成的“平安联盟”，在服务游客的同时守护海岸居住环境。这些实践表明，居民自治能有效重塑空间使用边界，打破“政府单向管理、游客无序打卡、居民被动忍受”的死结，让网红空间与原生居住空间双向互容。

    这正是居民自治作为关键变量的价值所在。相比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自下而上的居民自治更懂柴米油盐的痛点，能避开“一刀切”的简单粗暴，还能以更低治理成本凝聚多方共识。不妨从三个方面发力，让规则更具公信力。

    一是让居民成为空间规则的“定义者”。治理主体意识必须立起来，只有当住户真正说了算，规则才能扎根真实的生活需求。空间使用的底线，是保障安居、农耕、休憩等基本生产生活权益，在此之上明确打卡的准入范围、游览时限等行为红线，坚决防止网红逻辑过度消解居住逻辑。

    二是在“家门口”搭起议事桌。网红打卡引发的矛盾多是瞬发琐碎的纠纷，非得有就近灵活的议事机制不可。把居民、商户、游客和职能部门集中，一事一议，用柔性公约替代硬性禁令，在具体问题解决中一点一点寻找流量与生活的最大公约数。

    三是让流量成为可持续的共治红利。单靠居民一腔热情自发维护，效果难以持久。还需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注入，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把有序流量转化为改善民生、推动区域发展的活水资源，最终形成游客有序打卡、居民安心生活、社区焕发活力的共治闭环。说到底，这是空间正义的微观实践——让空间的真正使用者，重新获得空间生产的支配权。

    一棵树被砍，是个体无力应对流量洪流的无奈自保；而一群人共治，则是基层社会化解流量矛盾的集体智慧。社交媒体当然能发现寻常街巷、田野村居的独特诗意，但空间开放永远不能以牺牲居民生活权益为代价。有温度的基层治理，就应善于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定规则，以协商消矛盾，以共治分红利，让每一方乡土既能安放游客的诗和远方，也能守住百姓的烟火日常。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