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
在藏山，或低头，或仰望，想这座山的巍然峻拔，更想一部经典如何诞生。
藏山，为了使人体验那比传说还要深刻的幽邃，特地修了一座垂直高度达128米的观光电梯。上到顶端再看下面的深谷，一种秘而不宣的感觉油然而生。当年，一心想杀掉赵氏孤儿的晋国权臣屠岸贾派出几百人，想在这片绵延几百里的太行山西麓找出从后宫秘密送出的一个婴儿，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在这种地方，就算屠岸贾能穿越时空，让当下分辨率最高的卫星悬在空中，也难以达成罪恶目的。藏山叫盂山时，这里除了山谷、树林和岩洞，地面上没有一片瓦，也没有任何小径，完全是一座没有一点人间烟火的野山。传说中，赵氏全族在那场大屠杀中唯一幸存的婴儿赵武藏在这种地方，外人想要探听到一点蛛丝马迹，除了土地老儿和山神爷，连树梢上的云都不清楚，只有问那没有长嘴、没有长手、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的风。
据《史记》所载，公元前597年那场血案，赵氏三百多口惨遭灭门，连带一名无辜婴儿被亲生父亲程婴拿去替死，换得婴儿赵武躲进盂山。十几年后，公元前583年，孤儿赵武得幸复出，报此血海深仇。因为掩藏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孤儿，当地人索性将盂山改名为藏山。
站在高高的藏山上，俯瞰谷底的藏山村，给人的感觉，眼前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陷阱，或是历史给后人挖的一个大坑，更是一个难解的人间谜团：一个还在混沌状态的孤儿，如何能令他人违背伦理，以自己唯一亲生骨肉的死，来换得昔日顶头上司唯一血脉的延续，而且千百年来好评如潮，哪怕是在与东方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地区，各种各样的颂扬同样不绝于耳。
纵观世界，似乎唯此一例能够赢得如此普遍的美名。
当太多人觉得一座山是名山时，这山当然就是名山了。
当太多人认为自己必须是某个故事的传承者，这个故事当然就是经典。
位于山西盂县大山深处的这座小小村落，完全是为着那份纪念而建立。从洞中套洞、曲里拐弯、相传为程婴赵武当年躲避搜捕的藏孤洞，到专门纪念程家婴儿的保孤祠；从彰显赵武家族历史的文子祠，到感念程婴舍子救孤、抚育孤儿的报恩殿；从祭祀传说中掩护赵氏孤儿的八位义士的八义庙，到传说中程婴怀抱赵武登临的抱孤峰；还有其他种种配套院落与宫楼，与其说是供人休养生息的村庄，不如说是专门供养那段传说，让那段传说在此地生生不息。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用极简明的文字最早记载赵氏孤儿之事：晋景公的姐姐庄姬公主在丈夫赵朔死后，与赵婴齐私通；但赵武是赵朔之子。那时的赵氏家族，因为赵盾的精明强干，在晋国国内声望极佳。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是赵婴齐的侄儿。赵婴齐的同母兄弟赵同、赵括岂能容下这等丑事，就将赵婴齐流放到齐国，后来客死他乡。庄姬因此怀恨在心，诬告赵氏谋反，晋景公下令诛杀赵同、赵括等全体族人。赵武跟着母亲庄姬住在宫中得以保全性命，十几年后，大夫韩厥进言，才恢复了赵氏封地与爵禄。
《左传》所记如此，此事后来如何演变流传，却不得而知。数百年后，司马迁写《史记》时，引发祸端的人由庄姬公主变成了权臣屠岸贾，赵朔成了被屠岸贾灭门的主要受害者，私通之事不再提及。司马迁笔下的屠岸贾，为争权夺利瞒着晋景公诛杀赵朔全族后，赵朔之妻庄姬公主躲入王宫，生下遗孤赵武。老臣公孙杵臼与友人程婴定下救孤之计，由前者主动认罪赴死，后者再用亲生骨肉骗过屠岸贾，带着赵氏孤儿千里逃生，藏匿十五年，直至平反昭雪，诛灭屠岸贾一族，赵氏得以复兴。
又过了几百年，来到唐代，民间社会认起真来，在藏山上建庙修祠。成书于公元736年的《史记正义》记载，一些地区祭祀程婴、公孙杵臼已成习俗。再到宋代，宋高宗敕封赵武为藏山大王，大概因藏山峡谷中多有雨水，赵武竟被封为地方雨神，形成附近一百零八村每年农历四月联合祭祀的庙会制度。公元1172年，金代《神泉里藏山神庙记》碑刻中说：“此方之人为立庙貌，其来远矣，岁岁血祭。”至此藏山已被看成忠义文化地标，加上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推波助澜，再到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朝廷下诏重修藏山祠，升格为万岁朝廷香火院。延续到清代，每逢祭祀时节，乡间巡游队伍超过千人，并形成固定的程式、仪仗和音乐。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和伪军开始对晋东一带反复进行剿杀，造成地区人口或死或逃，大量减少；如此声势浩大、流传千年的庙会活动才被迫中断，终至失传。
几个藏在典籍里的人物，一段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如何能够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沉淀为中国古典悲剧的标志性作品？固然，其中有人性与人生中最容易共情的生死冲突，有悲天悯人的亘古情怀；看似确立了忠良蒙冤、义士舍命、遗孤复仇、善恶终有报的中国式悲剧范式，实则是普通俗众借以言说自身、以自身固有能量成为自己的英雄、同时也成为世界的英雄的一种方式；更是掌握文字权力的读书人，如何从生活尘埃中发现并提炼艺术真谛全过程的一种呈现。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出与《左传》大不相同、更令人动容的赵氏孤儿。在司马迁之后，从普通百姓到达官贵人，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不断地进行艺术应用与提升，这才有对后世小说、诗文、戏曲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成为人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图腾。
按理说，西方文化中并不缺少悲剧人物，如古希腊的俄瑞斯忒斯，古罗马建国传说中的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西方宗教故事中约阿施的故事和摩西出埃及的故事，还有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然而，1735年，传教士马若瑟节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收入《中华帝国志》，在欧洲刊行；二十年后，伏尔泰据此改编为五幕悲剧《中国孤儿》，在巴黎公演大获成功；英国人墨菲、意大利人梅塔斯塔齐奥等先后进行改编，德国人歌德也受其启发进行创作，相关作品有英、意、德等多种版本。欧洲学界将其与《哈姆雷特》相提并论。这也应了王国维评价《赵氏孤儿》的那句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生命无论大小，不分强弱，正如人的十指，虽有长短，却都有不可交易的尊严。
任何人在生死关头凭着人性做出的抉择，都会自然而然地跨过一切文化壁垒。然而，哪怕是为了匡扶正义，也不可以剥夺一个无辜婴儿的生存权利。基于这种立场，程婴的选择在今天的伦理视角下是难以接受的。《赵氏孤儿》中的此类描写，正是欧洲文学与文化体系所缺失的；而《赵氏孤儿》所表达的中国伦理，以及中国式悲剧所强调的文明高于武力、道德可以感化强权的理念，为启蒙时期的欧洲文艺注入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变革动能。
藏山村的“藏孤胜境”明万历牌坊底下安放着四尊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左边第一尊可以称为怒狮，与人在极度愤怒时的神情十分相似，怒目圆睁，浓眉倒竖，唇翻齿露，那样子是要将一切凶险拒之门外。中间两尊，一尊可以称为哀狮，一尊可以称为喜狮。哀狮哀得低眉落眼，忧伤凝重。喜狮喜得眉开眼笑，神态松弛。其哀当然是因为赵氏平白添了三百口冤魂，其喜也是因为天佑孤儿，让赵氏苦尽甘来。第四尊为乐狮，依然是将人的心性寄托在石狮身上，虽然历经多年风化，面部有些残缺，但依然看得出平和安静、沉稳旷达，流露出一种安乐可人的神情。很显然，这是寓意：冤有头，债有主，善恶到头终有报；再大的冤情，了结过后，让百姓安享太平，才是万古长存的藏孤本意。
《赵氏孤儿》还在继续流传。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学界再回头重读《赵氏孤儿》，不少学者反而对程婴的选择提出尖锐质疑：无论目标多么正义高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拿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当作筹码。不同时期对经典的重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不同理解，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外界也许千变万化，藏山这里，一如那四尊石狮，一切怒哀喜乐，只有符合人们所能接受的美好，才会流芳百世。
离开藏山很久，我仍在想那高高的观光电梯。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这就像对经典的理解：当人们站在高处时，经典的意义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幽深；当人们回到地面后，经典的意义反过来变成了高山仰止，而非高处不胜寒的孤寂。
刘醒龙：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得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